“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这一观点一经抛出，就迅速成了时评家的靶子。

在整个舆论追讨大学行政化的语境下，纪校长的言论确实显得逆耳，况且作为在任的“副部级”大学校长，这也难免给人“本位意识”的猜忌。教育作为社会文明的灯塔，本应有超然世外的情怀，其高低贵贱更不该仰仗于权力和行政级别。从这点讲，我也不赞同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

我在设想，当所有的大学都取消了行政级别，纪校长也不再有“副部级”的乌纱帽，而整个社会依然浸淫在“官本位”的文化中，大学会怎么样？正在致力于试验“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深有感触：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就难拥有相应的话语权，找政府办事没人理会，甚至连接受宴请的时候也找不到座次。

更重要的是，在“官本位”的魅影里，人、财、物等等公共资源都垄断在政府的手中，级别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对资源的分配权也越大。一个在行政序列里找不到“序号”的大学，在权力面前也就难免变得弱势甚至低贱。如此看来，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实为洞明之语。

当然，让学术远离官场，让教育回归本位，这原本是所有大学应该始终守护的灵魂。甚至有人举出哈佛、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例子来驳斥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这当然很有说服力，我们也更乐于听见纪校长“甘弃乌纱”的言论，但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国外这些名校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与我们不同，他们太不拿行政级别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