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不满24岁的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了一种“疯狂”的理论：抛弃那些无法观测的电子轨道概念，只用光谱数据来构建新力学。他自己也搞不清这些符号的数学本质，便将手稿寄给了导师玻恩。玻恩没有否定这个年轻人的“异想天开”，反而敏锐意识到其背后的数学结构是矩阵代数，并与助手约尔当一同投入研究。三人合作数月，建立了矩阵力学的数学框架。海森堡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玻恩对“离经叛道”的包容欣赏，跨学科团队的合力攻关，构成了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生动注脚。

今天，科技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更是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竞争。科学精神是求真务实、理性批判、勇攀高峰的内在驱动力，是科学事业的“灵魂”；创新文化是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合作的社会氛围与制度条件，是滋养创新的“土壤”，两者共同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深层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引领推动我国科技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今年4月，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些重要论述，为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方向。

然而，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原始创新根基依然偏弱，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顶尖科研人才尚有不小缺口。如何实现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如何把未来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光靠硬件设施的持续投入显然不够，更需要在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深层涵养上下功夫。审视现实，一些阻碍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

从教育源头看，开创性精神的系统培养仍需加强。现行教育体系在知识传授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探索精神和开创性能力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基础教育阶段，应试导向偏强，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对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激发还不够充分。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而当一个学生习惯了在既定框架中寻找唯一解，他便逐渐丧失了提出问题的冲动。高等教育阶段，专业划分过细、学科壁垒森严，不利于跨学科思维与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虽然基础知识扎实但存在开创性精神不足的问题。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土壤肥力”，即崇尚探究、敢于质疑的科学素养，有待通过更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来提高。

从科研生态看，功利化倾向与评价导向需进一步扭转。经过持续改革，“四唯”的倾向得到明显纠治，但惯性尚未根除。科研工作者将大量精力投入项目申报、中期考核与各类人才“帽子”的竞争性答辩，科研时间被切割为零散周期，科研活动在一些领域被异化为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项目经费的短期竞赛，导致部分研究追逐热点、回避难题、急于求成。而对真正需要以长期主义态度对待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稳定性支持与制度性保障仍显不足。评价导向一旦偏离科学规律，就会催生急功近利之风、侵蚀甘坐“冷板凳”的定力，最终削弱原始创新的内在动力。

从人才环境看，对探索性失败的包容机制尚不健全。创新，特别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本质上是向未知进发的高风险探索，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偶然。爱迪生在找到具有实用价值的耐用灯丝前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却说他没有失败，他只是找到了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培养皿实验。然而，目前的科研项目管理、经费使用和绩效考核体系，总体更倾向于支持确定性较高、成功率较大的研究。对那些目标高远、路径不明但可能孕育颠覆性突破的探索性项目，尚缺乏合理的包容机制。科研人员担心失败影响职称评定、项目续期和学术声誉，因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挑战科技“无人区”、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勇气。

更深层次地加以审视，创新文化的涵养还需要在汲取传统智慧与拓展全球视野两个方向上发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哲学与智慧，如“格物致知”的探究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意识、“天工开物”的工匠智慧等。如何让这些古老智慧与当代科学精神和创新实践相融合，塑造出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中国创新文化标识，仍有待深入破解。同时，重大科技突破往往源于全球范围内的思想碰撞与智慧交融，我国科技对外开放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常态长效机制有待完善，创新文化需要在开放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实践反复昭示：教育培养、评价导向、制度环境、文化浸润环环相扣、彼此嵌套，任何单一改革都难以撼动深层积弊。唯有摒弃零敲碎打的路径依赖，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方能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

教育是创新人才生长的根脉，根深方能叶茂。应推动教育范式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转向“以思维塑造和能力培养为中心”，把好奇心、批判性思维、求真态度和探索勇气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基础教育阶段应显著增加探究性、实践性课程比例，关键性考试中宜提高启发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权重，倒逼教学从“老师讲、学生记”转向“师生共探、问题驱动”。高等教育阶段可打破院系壁垒，大力推进跨学科课程、项目式学习和本科生科研计划，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锻炼知识联结与开创能力。教师是科学精神的直接传播者，应加强对各级教师探究式教学、批判性思维引导能力的培养，使课堂真正成为思辨与创新的“苗圃”。

评价体系是科研活动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科研人员的才智和精力就流向哪里。改革评价体系，应落实用人主体评价权，让最了解岗位需求、实际贡献与团队协作的用人单位自主制定评价标准；发挥小同行专业评价作用，由真正熟悉该领域前沿与难点的同行进行评议，避免“外行评内行”。对从事基础前沿研究的人员，更加注重原创思想、科学价值和长期积累；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重点考察成果的应用价值、转化潜力以及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支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减少过频的年度考核干扰，把评价重点从论文数量转向成果的原创性、对关键问题的实际贡献和人才培养成效，让评价回归科研本真，引导科研人员把精力集中到需要长期攻关的重大问题上。

创新的生命力，在于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如果制度不容许试错，科研人员就会倾向于选择低风险、跟跑性质的方向，“从0到1”的原始创新便无从谈起。为此，应健全“尽职合规”的包容机制，对技术路线合理、过程规范、经费使用合规但未达成预设目标的探索性研究，经专业评估后正常结题，不简单记入负面信用，探索中形成的非预期数据与经验教训作为公共知识留存。对前瞻性、非共识、探索性研究，考核不宜过密，技术路线允许随认知深化而调整。此外，还应为非共识项目留出制度空间，评价与资助重在看科学问题是否立得住、研究过程是否规范，而不以是否立刻形成主流共识来取舍。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时，连量子论的重要奠基人普朗克都认为它“走得太远”。如果以当时的主流观点为取舍标准，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进程恐怕会大不相同。

科学精神的生长，不仅需要制度松绑，更需要文化滋养。应系统梳理中华文明典籍与科技遗产中蕴含的创新思想和方法论案例，用现代语言和全球视野加以阐释，使之进入通识教育和公共传播。将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和探索精神，尤其是“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等，有机融入科研伦理、工程教育和通识课程，引导科技工作者把个人探索与国家需求统一起来。同时，以文明互鉴涵养创新文化，鼓励科学家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支持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参与高水平国际科技人文对话，展现我国在解决人类共同挑战中的科技贡献，彰显“兼济天下”、“和合共生”的理念，让中国创新文化在交流互鉴中更加丰富、更具活力。

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是一项关乎民族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它有赖于教育、科技、人才、文化各领域的协同改革，有赖于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的共同参与，更有赖于久久为功的历史耐心。可以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求真务实、理性批判、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合作的创新文化将更好浸润社会。当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时，我国科技创新的根基必将更加坚实，动能必将更加澎湃。

（作者：潘建伟，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