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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生、汪景琇、翟明国:院士眼中的科普之光

2022-11-17 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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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在“第四届农科开放日”上,工作人员在给孩子们介绍花卉知识 殷刚 摄
在一科普活动上,几名孩子在用显微镜观察蚜虫 林超 摄
在一科普活动上,一名孩子在观察手上的甲虫 林超 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上升到“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坚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提升科普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

  那么,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有着怎样的关系?科普如何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在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司、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主办的格致论道讲坛上,半月谈记者与3位院士共话科普的新使命。

  对话嘉宾

  陈润生(生物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汪景琇(太阳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翟明国(前寒武纪地质与变质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漫子(半月谈记者)

  科学不应是一个封闭的圈

  张漫子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带头做科普,成绩斐然。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家布鲁诺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重塑了欧洲的科学和哲学观;“电学之父”法拉第创立系列讲座“蜡烛的故事”,尽管只有6节,却成就了科学家科普讲座中难得的经典;《物理学的进化》《时间简史》等科普佳作,为科学的大众化传播带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近年来,科普形式愈发多元化,科普文章、科普活动、科普书籍、科普自媒体等不同方式和渠道,向大众发出了多视角、多形态的科学声音,同时社会对科普重要性的认知在加深。您觉得科学家做科普的优势是什么?

  汪景琇做好科普工作,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不应该是一个封闭圈子中专家们的私有财产,应当为公众所理解,并且为公众服务。科学工作者是创造新知识的人,他们最有条件把新的科学知识说清楚。另外,科学家也是在公众科学素养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这片沃土,科学就无法得到发展,杰出的科学家也很难得到成长。

  张漫子在从事科普工作的过程中,您有哪些体会?

  翟明国近年来,我们的科普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在科普供给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科普态度比较积极。比如,中国科学院很多研究所都通过“开放日”,向公众宣传科学技术。当然,也有一些让我感触很深的瞬间——我曾在主办方的邀请下去做科普讲座,当时台下听众几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年龄很小的孩子,中青年听众很少。中青年人同样需要科普,未来科普应该唤起更多人。

  我们的科普投入可能还远远不够。在国外很多景区,导游会把地质学知识讲得清晰明白。在中国,科普也可以渗透到旅游等环节。比如,可以在近陆浅海环境沉积形成的石灰岩旁边,立一个牌子,向公众介绍相关知识。

  汪景琇20世纪90年代,我的导师王绶琯教授倡议,并联合钱学森、周光召等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俱乐部曾让学有余力、有科学兴趣的同学到科研院所、实验室,介入科学实践活动,科学家和青少年“大手拉小手”,引导青少年走进科学殿堂,发掘科学苗子。现在,学生普遍学业负担较重,类似的实践越来越难了,俱乐部的活动也受到了冲击。

  “这只鹦鹉唱的歌,和原来的一样吗?”

  张漫子一位科普专家曾谈到,在一次青少年科普活动上,主办方鼓励孩子从身边的日常发现科学问题,并用自己的思考和观察,尝试探究问题,并把探究过程呈现出来。这位科普专家发现,孩子们解答问题的方式,就是上网搜索,然后找老师印证,最后得出答案,并没有探究问题的过程。

  汪景琇这说明当前教育缺少了独立思考这个重要一环。现在的小孩,六七岁就会上网,具备搜索信息的能力。这当然很好,但我们还要鼓励他们独立思考、独立探索世界。

  翟明国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其科学的规律。就数学来讲,基本规律是先进行观察,观察后才能找到研究对象,然后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测试,从而得出推理,最后去验证。在科普实践中,我们要给孩子动手、观察、测试、分析的路径和机会。现在的孩子,缺少这种探索科学的机会。

  陈润生科研跟科普应当是一脉相承、相互促进的。我曾在课上讲哈佛大学的一个干细胞实验,科研人员教会多只鹦鹉唱歌,再把其中一只鹦鹉脑部关于唱歌的脑区破坏掉,这只鹦鹉就失去了唱歌的能力;然后科研人员再把另一只鹦鹉脑子里的干细胞取出来,经诱导处理后,注射进第一只鹦鹉体内,这只鹦鹉再次唱起了歌。这个实验阐明了干细胞的作用。我刚讲到这里,有个年轻人站起来问我“这只鹦鹉唱的歌,和原来的一样吗?”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它的深刻在于,如果鹦鹉唱的是新歌,说明干细胞只是恢复了大脑的功能;如果鹦鹉唱的是原来的歌,说明干细胞还能修复已被损坏的神经连接,甚至能重建记忆。这个问题关系到记忆和意识的本质,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可见科普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期待青年人把名字写在未来的科学教科书上

  汪景琇:做科普的人,要把公众带到科学的最前沿,让人们知道科学家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以及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而且,要告诉青少年什么是科学研究、怎样做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并不神秘,它只是追寻着科学尚未解决的问题,去创造新的知识。

  翟明国:科学普及的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一方面,科普工作要分享关于科学的基本知识,宣传科学发现和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科普工作还要分享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意味着,我们需要科学地观察,需要科学地试验、论证,还需要科学地研究、总结、提高、检验。

  张漫子:做科普需要注意什么,需要警惕什么,还需要避免什么?

  汪景琇: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我不断提醒自己,做研究的人往往是在自己的“峡谷”里,要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避免偏执。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们尽量不要把主观臆断讲出来,不把事情绝对化,不固执于某一看法,不局限于自己的知识。

  做科普,既要讲我们国家的伟大科学成就,讲取得的进步,也要讲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就天文而言,我常对青少年朋友讲,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比如“中国天眼”、郭守敬天文望远镜、载人空间站工程巡天空间望远镜。但我们同国际领先水平还相距甚远,比如,至今还没有5米量级的普适性光学望远镜,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讲成绩,是为了让青少年更自信;讲不足,是为了激发青少年的斗志。

  未来,专业的科普队伍应当建立起来。他们不一定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家,但要对该领域的科学发展脉络有清晰的了解。科普著作要繁荣,不少好的科普作品,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如《人类简史》《宇宙简史》等。希望能动员更多人加入科普工作,也希望更多青少年关心科学发展。

  历史上,科学中心曾多次迁移。成为科学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顶尖的科学巨匠,能够创立新学科、新学派,能够主导整个国际科学潮流。科普工作要激发青少年为中华复兴而读书、为人类文明而奉献的情怀。我相信,中国的新一代青年人,一定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未来的科学教科书上。

打印 责任编辑:梁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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