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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辅文、陈发虎等:从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

——COP15与会专家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2021-10-18 中国科学报 冯丽妃 高雅丽 田瑞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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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余年来,从保护地面积增加到科学研究迅猛发展、国际履约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逐年攀升,正在从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10月14日,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魏辅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日前在昆明举行。在大会间歇,《中国科学报》对与会的一些专家进行了访谈。

  中科院院士魏辅文:

  中国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者

  “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与国际并驾齐驱,某些领域呈现引领态势。”魏辅文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紧密相关。“基于生态文明体制,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魏辅文说。

  例如,他表示,中国引领了全球的“绿色增长”,2000年至2017年,地球陆地绿化面积增加了约5%,中国贡献了25%,其中42%的新绿化来自于造林。过去20年,中国的科学研究国际影响力逐年攀升,在多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不只如此,我国参与的国际履约合作不断深化。自1992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相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举办COP15,积极推广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

  中科院院士陈发虎:

  以青藏高原碳中和促生物多样性保护

  青藏高原是我国的生态安全屏障,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生态系统类型丰富,自然保护地占区域面积的40%以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表示,青藏高原实现碳中和,将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前,青藏高原区域碳排放总量不足全国1%,未来仍具有减排空间。从碳汇角度,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碳汇大于人为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汇总量的10%~16%。未来青藏高原将持续暖湿化,可能促进植被生长,青藏高原自然固碳能力持续增强。

  陈发虎表示,青藏高原实现碳中和,生态系统保碳增汇会对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直接的正向影响。“例如三江源—羌塘高原区这些地方生态环境脆弱且独特,我们在这里建立典型自然保护区,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碳汇可持续的同时,也保护了这里的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的多样性。”陈发虎说。

  此外,他还指出,青藏高原减排等会对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间接的正向影响。比如,高原农牧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高原可再生能源等举措在实现减排的同时,也间接减少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

  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在COP15第一阶段会议期间,中国承诺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这是中国作为大会主办方对缔约方和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问题的积极响应。”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他指出,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资金机制相比,可用于生物多样性履约的资金“少得可怜”。“资金严重不足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不能如期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急需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筹措资金。”马克平说。

  在他看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很好的做法和经验,生态保护红线以及正在建设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都提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近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全球影响力提升非常快,但在科学‘走出去’方面仍远远落后。作为科技‘国家队’,中科院应该以科学为支撑,努力填补空白。”他说。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吴宁: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软硬”支撑

  自2016年底中国确认主办COP15以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吴宁就参与了大会的前期工作。在他看来,如果把开发生物资源、建立野外观测网站、设立标本馆看作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硬件”支撑,中科院科研人员基于科学研究提供的政策决策咨询与建议则体现了科技智库的“软支撑”,而后一个方面尤其重要。

  近日,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正式公布,位于四川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便是其中之一。自2017年国家公园体制提出,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就积极参与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中来,从生物多样性评估、栖息地保护方案、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献智献策。不只如此,无论是对在建的川藏铁路,还是对在建的若尔盖湿地国家公园,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都为保护和建设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在吴宁看来,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特点,中科院可以从第三方角度,利用多学科、建制化优势,对生物多样性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并提出更加客观的建议。无论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生态环境长期监测,还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决策咨询方面,中科院庞大的科学家队伍都无可替代。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

  作为“国家队”的一员,要心系“国家事”

  “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一直肩负着生物资源调查和保护的职责。”在COP15期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COP15云南代表团代表蒋学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上世纪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时,老一辈科学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和保护的重任,在许多研究领域填补了空白。

  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生物资源研究者的手中,他们亦做出了不少成绩。例如,从2009年至今,蒋学龙团队就先后发现并描记了天行白眉长臂猿等7个哺乳动物物种。

  “做科学研究要有兴趣,但更要认清责任。”蒋学龙说,发现新物种不是目的,科学调查是为了了解一个区域的生物本底、生存现状以及影响生存的机制,以此评估生态系统健康性或完整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发现新物种,也能丰富对自然的认知。

  蒋学龙认为,作为“国家队”的一员,必须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作为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成员,2015年以来,他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研究者合作,多次赴肯,与当地研究者共同开展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帮助他们提升技术、知识和能力。

  “尽管中国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比非洲国家更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提升技术、知识和能力,这也有助于发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引领作用。”蒋学龙说。

打印 责任编辑: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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