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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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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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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派工作组到化学所和微生物所进行调查研究整风试点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等。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月25日,院党组讨论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决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并决定“抓点”,到一些研究所进行整风试点,调查研究,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2月,向化学所和微生物所派出由张劲夫、杜润生、谢鑫鹤带队的两个调查组。5月8日,召开两所全体人员大会,动员科技人员对“科学十四条”草稿提意见。同年夏结束调查。两个所的调查工作,为“科学十四条”的制定提供了背景材料。

  承接大型热应力试验设备研制

  大型热应力试验设备(代号151工程)是研究高速飞行器结构的重要设备。飞行器在高速飞行时,因与空气摩擦,温度急剧上升,从而引起飞行器材料性能的恶化;又由于产生附加的热应力,使结构材料的承载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有可能出现险情。由于飞行器结构复杂,对这种热应力难以用分析计算方法来精确研究。大型热应力试验设备用于在地面模拟研究飞行器高速飞行时受热应力情况。1961年初,七机部提出要求,经国防科委批准,委托自动化所研制。1961年2月,自动化所正式组建151任务办公室,同时组成了以自动化所为主,七机部702所参加的研究队伍,开始研制工作。协作单位还有长春光机所、沈阳金属所、上海冶金所、力学所。

  设备包括加热、加载、测量三个系统。加热系统模拟高速飞行器在空中受到气动力加热情况;加载系统模拟飞行器高速飞行时承受载荷情况;而测量系统则对温度、应力分布情况进行测量、计算、记录和显示。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团结协作,完全用国产元件、器材,自行研制成功。1965年7月组织鉴定。七机部运用这套设备对导弹弹头、尾翼以及高速飞机的结构进行了地面试验,取得了预期的结果。

  “04”单位各所实行院与国防科委双重领导

  为了进一步发挥中国科学院的作用,根据聂荣臻关于“04”单位各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与国防科委双重领导的指示,国防科委于1961年2月23日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实现和具体分工协作等问题,中国科学院、五院、国防科委有关领导出席。会议议定:(1)“04”单位各研究所建制、行政与政治领导仍属中国科学院;有关国防科学研究任务和发展规划,由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根据国防科学研究任务的统一安排,共同商定;(2)“04”各所仍本着中国科学院党组所提“一保、二补、三探”方针,着重理论性的研究和方向性的探索,尽可能先走一步,为设计部门工作提供资料和途径;(3)对委托尖端研究项目、材料供应和资料使用方面拟议了有关规定。此后,聂荣臻批准了国防科委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04’各研究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关系的会议纪要》。

  世界上第一只无父的母蟾蜍产卵传种

  1961年3月7日,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及其助手实现了世界上第一只无父的母蟾蜍产卵传种。蛙科动物的人工单性生殖研究工作,中、法、美、德、比、日本等国科学家,在此之前的五十年中做得很多,虽然得到一些蝌蚪或极少数无父的子代,但这些后代从来未能到达产卵传种的阶段。朱洗等自1951年以来,对此进行了多年研究。1959年3月,他们给2076个蛙卵针刺注血,一共得到14只蝌蚪,其中有两只成为小蟾蜍,都是雌性的。这其中的一只,经过冬眠,于1961年3月初出蛰,与对照组的雄体抱对数日后,未见产卵,经过脑垂腺催产注射,36小时后顺利产出3000多只卵球,受精后发育良好,成为无外祖父的蝌蚪。这一成果证明人工单性生殖的子裔是能够传种接代的。

  钱学森主持五院、力学所协作会议

  1961年5月,钱学森主持召开国防部五院与科学院力学所协作会议(称518会议),为发挥科学院的科技潜力,为火箭和导弹服务,确定五大协作任务:即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传热理论与实验研究(代号101任务);导弹气动力学问题研究(102任务);导弹弹体结构强度的研究(103任务);冲压喷气发动机的关键理论问题(104任务);金属薄板典型零件爆炸成型的基本理论研究(105任务)。为了确保任务完成,力学所先后组织了五个研究室进行这些工作。

  由于力学所早在1959年就在北京郊区建立了高能燃料推进剂和火箭发动机实验基地,初步具备接受“液氢液氧发动机的燃烧及传热问题”委托研究的实验条件。在钱学森、林鸿荪指导下,科研人员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氢氧发动机总体方案的探索性研究,进行了小型发动机的实验研究,建立了液氧在超临界压力下传热实验系统和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燃烧试车系统。根据国防科委安排,1966年4月完成鉴定总结,并将全部研究成果和技术资料交给五院。“105任务”,在郑哲敏领导下,用了四年多时间,和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上千次试验,得出“爆炸成型相似律”理论。并进一步研究无模自由成型法,解决了大型模具浇铸的困难。其他各项任务,也都有很好的结果,为五院导弹研制,提供了理论和实验数据。

  聂荣臻指示“三家要扭成一股绳”

  1961年5月,聂荣臻说:“五院、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三家要扭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国防尖端任务”。据此指示精神,1961年7月24日,国防科委向中国科学院、二机部、五院发函指出:为更好地在国防尖端部门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国防科委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与五院两个协作小组,以便加强对协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作用,更密切地为“两弹”服务,真正做到中国科学院、二机部、五院三家扭成一股绳。

  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的协作小组由刘杰(二机部部长)、钱三强(二机部副部长)、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国防科委副主任)组成;中国科学院与五院的协作小组由王诤(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五院副院长)、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

  组织星际航行座谈会

  为开展星际航行做学术上、干部上的准备,1961年下半年,科学院组织进行了六次“星际航行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于6月3日召开,由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裴丽生主持,力学、电子、自动化、地球物理、生物物理、数学、金属各研究所及上海机电设计院共9个单位42人参加。会上钱学森做了“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报告,并展开了热烈的专业讨论。以后参加人数逐步增多,发展到200人。并邀请了五院、国防科委、国家科委有关人员参加。钱学森曾给新技术局写信,对座谈会的组织、近期学术报告的选题范围以及名词标准化等问题提出建议,对座谈会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三年内先后共组织了12次星际航行座谈会,分别由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主持。由此很好地交流了学术观点,为开展人造卫星、星际航行的研究工作,做了一些学术上的准备。座谈会上的报告,由新技术局编成《星际航行座谈会资料汇编》,于1965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起草《科学十四条》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失误,给工作造成巨大的困难。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961年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要求各条战线总结出方针政策性的条条来。据此,全国第一个出现的政策性文件是《农业六十条》,第二个就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

  十四条的起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于中国科学院内部政策调整的需要;第二阶段则是在聂荣臻副总理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国性的科技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起步时,院党组决定此事由杜润生负责组织,汪志华,吴明瑜,朱琴珊等同志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吸取了上海神仙会众多科学家的意见,1961年2月提出了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2月底召开研究所领导参加的党组扩大会议,集体讨论修改为14条。3月,院党组决定由党组成员率队到化学所和微生物所进行整风试点。杜润生分工到化学所蹲点,开展地毯式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十四条作了修改补充。1961年4月,草稿呈送聂荣臻,他认为这十四条很好,建议面向全国,文件改用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联署上报,文件名称改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简称《科学十四条》。同时,要起草一份以聂总的名义给中央的报告,对十四条中的最重要的几项政策规定作了详细阐述。4 月下旬,在杭州,在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韩光、范长江、于光远、张劲夫、杜润生等负责同志又进行了讨论,此后回到北京还讨论过一次。4 -5月间,张劲夫、杜润生先后两次到上海,征求上海市委和上海分院领导的意见,在北京又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听取修改意见。科学院的汪志华、吴明瑜,科委的甘子玉,中宣部的龚育之等,参加了这些讨论,并在杜润生组织下,进行具体的文件修改工作,最后由聂荣臻定稿。6月,十四条和聂荣臻的报告上报中央。7月19日,经中央正式批准下达,对全国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科学宪法”。

  《科学十四条》的内容概要是:(1)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后简称“出成果、出人才”);(2)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3)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4)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9)勤俭办科学;(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大兴调查研究;(14)健全领导制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十四条”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问题有四个。第一,明确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第二,尊重科学家、保护科学家,提出“初步红”的标准(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明确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第四,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思想问题和行动问题的界限。

  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科学十四条》

  1961年7月6日,政治局开会讨论聂荣臻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聂荣臻对《十四条》产生的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张劲夫补充介绍了〈科学十四条〉在科学院试点的情况和反映。

  邓小平在讨论发言中认为这“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他对有关党的工作部分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提出“党怎样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周恩来说:“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科学十四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一致通过。1961年7月19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中央认为这个文件不仅适用于科学院,也适用于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地方,所以下发的范围较广,被誉为“科研机构的宪法”。

  裴丽生、钱三强赴东北安排与原子弹研制有关的任务

  五人协作小组成立后,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的协作关系又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双方领导亲自动手,共同摸索安排任务的有效方式。1961年7月12日至31日,裴丽生、钱三强带领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共同组成的工作组,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与中国科学院金属所、应化所、土木建筑所共同磋商,分别安排了二机部有关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的研究任务。

  这次安排任务,首先贯彻了“三家扭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国防尖端任务”的精神。过去国防部门因为保密,不敢技术交底,只简单“交题目”,造成科研人员辛勤努力完成的结果却常与实际需要有距离,影响积极性。这次是以“共同完成任务”为目标,双方技术交底,通过共同讨论,明确技术关键,确定任务方案。提高了科学家承担任务的积极性,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其次,在安排任务中贯彻“十四条”的精神,充分调动一切研究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改变了过去对人员政治审查偏严的作法。上述研究所被吸收参加到三项工作上的人力,相当于二机部本项工作人员的一倍至一倍半以上,并有相当一批高中级研究人员参加。此外,在组织措施上,还采取了对核心工作组织专业研究室的办法,理论性和远期性的工作则仍在原来的研究室、组进行。

  此后,两位领导人还用同样的方法,相继赴中南、华东安排任务。

  承接核燃料前处理中化学问题的研究

  核燃料前处理是指从铀矿中提取、纯化和精制铀的一系列化合物的化工生产过程,为制造各类核燃料提供合格原料。核燃料前处理中化学问题研究,主要是解决铀的纯化和四氟化铀、六氟化铀的制备。由于中国科学院早在五十年代末就组织了原子能化学联合作业组,所以在1961年7月接受二机部委托任务时,能较快地解决铀水冶厂设计和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

  苏联毁约停援,给正在安装设备的衡阳铀水冶厂造成很大技术困难。1962年1月,二机部在该厂召开技术现场会,由钱三强副部长主持,邀请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上海有机化学所、长沙矿冶所、长春应化所的专家参加,帮助解决了该厂投料试生产中的148个技术问题,对该厂的顺利投产起了很大作用。

  应化所用热分解法解决铀的纯化,用三种方法从二氧化铀制备四氟化铀,收率达第二次日内瓦国际会议记录的水平,又用氟化法制得六氟化铀,向二机部提供了六氟化铀结晶样品。化学所开展了四氟化铀反应动力学、四氟化铀烧结问题和杂质研究等,研究结果对生产实际有重要指导意义。

  承接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委托任务

  核燃料在反应堆内发生裂变反应以后,其物理性能和化学组成均发生变化。到一定限度时就必须将辐照过的燃料元件从反应堆内卸出,经过一段时间“冷却”,即让放射性明显衰减后,再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处理,从中回收和提取有价值的物质(如钚—239和已贫化的天然铀),这一过程称为“辐照过的核燃料后处理”,简称“后处理”。提取出的铀可送回铀同位素分离厂浓缩,钚也可返回元件制造厂,再制成反应堆元件。因此,后处理是构成核燃料循环不可缺少的环节。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对后处理工艺流程有关问题的研究始于1961年。1963年8月30日,二机部在长春召开会议,提出要在短期内,依靠自己力量完成苏联留下的沉淀法后处理工厂的设计及建厂工作。长春应化所与化学所接受了委托,承担沉淀法后处理工艺参数的验证及其化学问题的研究,做了多项工作,按期完成并提交报告,作为建厂的依据。

  但沉淀法流程是国外四十年代的陈旧流程,操作复杂,放射性废物量大。自五十年代,美苏已相继改用萃取法流程。应化所、化学所又承担了萃取法流程的部分工作。为中国第一个萃取法钚分离工厂提供了部分设计数据。1965年后又开展了干法流程的研究,化学所、应化所、化冶所合作承担。1968年为二机部提供了整套设计参数。

  承接核燃料元件研制委托任务

  为了满足反应堆的各种性能要求,以及便于补充、更换和后处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把核燃料制成一定形状的可更换的单元体,才能装入堆内。这种单元体就称为“核燃料元件”。核燃料元件是反应堆的核心部件,它的性能直接影响反应堆的安全可靠性,故其研究与制造在核工业中极为重要。按照反应堆用途的不同,核燃料元件分为生产堆元件、试验堆元件和动力堆元件。

  1961年7月,金属所承接的生产堆元件是中国大型生产反应堆的核心部分。该所接到任务后,立即抽调100余人组建了两个研究室(铀化学冶金室和铀物理冶金室)、两个研究组(分析组和轧制组),立即开展工作。所长李薰和副所长张沛霖,分别兼任该两室主任。到1966年初,先后建立了生产堆核燃料元件工艺技术实验室10个,测试仪器设备29台(其中自行研制18台),四年多共完成较大研究课题30余个,写出研究报告60余篇。除把研究成果提供二机部外,还先后派数批科技人员下厂,与二机部元件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进行试生产,修改了苏联原来的工艺参数,建立了多种不可缺少的检测技术,使元件的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苏联产品水平。

  在下达生产堆元件任务的同时,还要求金属所考虑核潜艇动力堆元件的研制,包括元件芯体、元件焊接工艺以及有关化学分析和物理检测。1965年,中央军委决定加快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要求二机部在1970年建成核潜艇动力陆上模式堆。为此,在金属所召开核燃料冶金会议,要求潜艇核燃料元件必须在1966年三季度试制过关,并提供批量产品,以满足堆物理的需要。按会议商定,金属所全部从事此项工作的研究人员,连同所有实验设备,都集中到二机部元件生产厂联合攻关。先后完成了动力堆燃料元件芯体以及供扩试和大量生产的设备,研制完成了封装芯块的合金套管以及难度极大的焊接工艺及设备。

  1966年,参加此项工作的大部分人员调给二机部新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金属所不再承担有关任务。冶金学家张沛霖副所长则早在此之前就调往二机部核燃料局任职。

  参与铀矿开采、选矿水冶研究

  铀矿的开采、铀的提取和精制是核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60年,由于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有关资料,迫使正处于投产前夕的中国重点铀矿山和铀水冶厂(中国把铀的提取与精制厂统称铀水冶厂)不能顺利投产。1961年9月,五人协作小组成员裴丽生、钱三强率领工作组到湖南铀矿厂视察,并到中国科学院矿冶所,具体布置协同二机部开展“三矿一厂”(三个铀矿、一个水冶厂)的采矿、选矿、化学冶金方面的研究攻关工作。该所专门为此成立了铀采矿研究室、选矿研究室、铀水冶研究室和5个铀矿分析化验小组,建立了岩石力学、爆破、凿岩、光弹、放射性选矿、浸出、离子交换、溶剂萃取、铀化合物纯化等实验研究。先后承接二机部委托铀矿方面科研课题40余个,投入人力占全所科技人员一半以上。科技人员深入现场,对解决现场的实际问题,稳定和促进生产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对711矿开采工艺的改进,对712矿矿石破碎问题的研究,对272厂水冶工艺的研究,其成果至今大部分仍在生产中应用。

  铀矿采场有放射性氡气,吸到肺里能引起肺癌和加速矽肺病的发展。矿冶所七名研究技术人员,在1964年初,在接受降低采场氡气浓度的任务后,不顾个人安危,深入采场进行试验,有时需在采场氡气浓度超过允许水平十多倍的环境下工作。经过一年半的实测和降氡试验,终于找到了不同于国外的简便方法,使采场氡气浓度降到国家允许水平以下,为矿工创造了比较安全的操作环境。

  颁发《七十二条》

  科学院为了贯彻《十四条》,又进一步制定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简称《七十二条》)。并于1961年9月15日颁发院属各所。“七十二条”的内容包括总则、所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研究室、研究工作的管理、研究技术人员、研究生和在职干部的培养、科学服务机构、党的组织和附则等部分,每部分各有若干条款。

  总则规定研究所必须实行所党委领导下的以所长为首的所务委员会负责制,围绕“出成果、出人才”开展工作。所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研究所的计划、经费、机构及人员的安排等;而学术委员会则侧重审定学科发展方向、鉴定成果、考核技术干部及组织学术活动。所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主要由科学家组成。条例规定了研究室的组织、任务以及研究室主任必须由中级以上科学工作者担任;对于研究技术人员的条件、考核标准以及研究生的选拔、培养都有明确条文;条例特别指出所一级的组织是全所的领导核心,而研究所下属各级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

  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成功

  光波与无线电均为电磁波,但无线电波放大、变频、外差、列阵等技术都很成功,而光波却很困难。长春光机所王之江、邓锡铭等一批青年科研人员在王大珩领导下,分析既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光源与无线电发射源的不同,受50年代中期国外发明微波量子放大器的启发,设想把它延伸到光波,制造光量子放大器。正当此时,美国物理学家于1958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红外与光激射器》的论文,指出把微波激射器的原理推广到红外与光波段的可能。王之江等立即意识到经典光学若干定律的限制将被突破,相干性光波的产生和应用将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他们迅速开展了激光器的研制,1961年9月,成功地用国产红宝石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并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激光的文章。尽管它比美国在1960年5月问世的第一台激光器晚了一年,但却有自己的特色。它采用球形照明器作为激发光源并首先采用了外腔结构,比美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性能更优越、效率更高。它的研制成功,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邓锡铭、王乃弘、刘颂豪、干福熹等于1963、1964年先后研制了氦氖激光器、砷化镓半导体激光器、氟化钙激光器、钕玻璃激光器等。同一时期,电子所、半导体所等激光器的研究,都进展很快。考虑到激光的发展前景及对激光器的需要,1964年4月,院决定把长春光机所从事激光研究和电子所以黄武汉为首的从事量子电子学研究的两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上海,组建了上海光机所。

  精简机构,下放人员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大跃进”之后面临的经济困难,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和城镇粮食销量。规定三年内城市人口要减少2000万人以上。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和来自农村的新职工。6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国 科学院在“大跃进”中,同样是机构和人员大大膨胀。1957年底,院有独立机构97个,职工总数17294人。到1960年底,独立机构膨胀达111个,职工总数膨胀为57976人。根据中央关于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村劳动力的指示,大跃进中到科学院的三万名转业兵,这时大多数回到农村。同时,调整了一部分力量充实和支援其他部门的科研机构。经过调整,到1961年底,全院职工总数减少到40957人。

  同时,对研究机构也做了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研究所才予以保留。即(1)至少有一个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的讲师)以上的研究骨干和一批专业对口又适合做研究工作的干部;(2)有一定的实验设备和房屋;(3)方向比较明确,能够开展研究工作。经调整以后,到1961年底,独立机构压缩为86个。

  此期间,对分院机构也做了调整,到1962年底,除新疆分院外,各省、市、自治区科学分院一律撤消,但成立中国科学院中南、华东、西北、西南、东北五个分院和华北办事处。

  承接高效能炸药研制任务

  1961年12月,二机部向军委报告,建议科学院集中力量专门研究高效能炸药。院决定确定由兰州化物所承担。1962年4月,首次协作会议确定兰州化物所、上海有机所、力学所等单位抽调人员,在兰州开展工作。兰州化物所为此组建了包括炸药合成、分析测试、装药成型、放大试验、爆轰理论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研究体系,最多时曾抽调150余人,占该所科技人员的43%。

  高效能炸药主要用于引爆氢弹,在国内是空白,没有任何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他们经过艰苦的努力,1965年9月研制出样品,各项性能超出使用部门原定指标。经放大实验,向二机部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产品。后经使用部门做了某些修改,成功地用于中国第一颗氢弹。

  1970年9月,科学院将52名研究高效能炸药的科技人员调给二机部。1972年6月,将兰州化物所经10年建设起来的研制高效能炸药部分划归军工生产部门。其中划交的固定资产占全所的二分之一,科技人员230人,占全所的三分之一。

  完成云南和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计划

  “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是十二年规划中四大综合考察任务之一。早在50年代初,由于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使国内产不足需的橡胶和紫胶等战备物资的供应受到威胁。科学院曾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发中国自己的热带资源。自1952年起,在华南地区先对海南岛、粤西和广西沿海地区进行了三叶橡胶树宜林区的踏查;1953年起,在滇南进行了橡胶树种植条件的考察。1955年,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组织紫胶工作队,进行考察。

  1956年,重新组建的华南和云南两个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在原有考察工作的基础上,对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区,全面开展了以橡胶树宜林地选择为主的热带生物资源考察。经过五年的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共选出橡胶树宜林地2000多亩,其中综合自然条件有利于橡胶树生长发育、具有较高的速生丰产潜力、年可割胶期在240天以上的一等地占27.4%,并根据各类橡胶树宜林地植胶的生产成本分析,对中国天然橡胶的生产布局提出了具体建议。各队在完成计划内考察的同时,在野外考察中还发现不少考察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和矿产。两考察队除分别编写了有关省(区)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考察报告、开发方案、专题研究和学科专著外,还共同编写了《我国南方六省(区)热带亚热带地区以橡胶为主的植物资源综合开发方案》。为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开发这一地区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历年参加考察的有100多个单位、近4000人次,竺可桢副院长以及熊毅、马溶之、任美锷、吴征镒、蔡希陶、席承藩、吴传钧、张同铸等著名科学家以及苏联学者H.B.苏卡乔夫都先后参加了此项工作。

  • 1960
  •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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