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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先:让中国人用上自己研制的好药

2021-06-17 中国科学报 许悦 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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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先(左二)与科研人员一起做实验。上海药物所供图

  “真正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新药、好药。”这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原所长陈凯先这辈子最大的追求。

  近日,上海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让身为上海市科协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凯先十分欣慰。

  求学之路

  1945年8月28日,一个男孩在重庆大学校医院出生。父亲为庆祝抗战胜利为其取名“凯先”。

  17年后,陈凯先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但意外被分到放射化学专业。虽然是“误打误撞”进入化学领域,但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

  1978年,陈凯先考入上海药物所,成为著名药物学家嵇汝运的研究生。

  那时,嵇汝运敏锐地注意到,新药发现从随机筛选向理性设计转变是国际药学发展的新趋势。于是,嵇汝运派陈凯先前往吉林大学,在我国量子化学奠基人唐敖庆门下再次开启求学之路。

  1988年,陈凯先刚获博士学位,又被选派赴法国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在法期间,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异的研究成果,他获得该所颁发的尼纳·舒可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中国学者。

  之后,陈凯先婉拒法方的挽留选择回国。离法前,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请他为留学生作一次讲座,主题是谈谈他“如何经过艰难选择而毅然回国”,陈凯先当即实话实说:“其实并没有什么艰难选择,学成回国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回国前,陈凯先还用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为上海药物所购买了一台计算机。他和课题组同事从零开始,一起搬运资料、安装设备、调试软件,开启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研究之路。

  创新药物

  长期以来,新药研发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论指导,依赖于随机、盲目的实验筛选,这种方法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成为新药研究的瓶颈。

  “以前,我们是在偶然中寻找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药物大多是通过一些偶然机会发现的,比如青霉素。但是靠碰运气效率太低了。有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筛选了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却一无所获,因此,我们必须探索理性药物设计的新路。”陈凯先说。

  20世纪60~70年代,理性药物设计这一新兴领域前沿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药物构效关系研究也从以前的定性推测水平提升到定量计算水平。

  “做衣服可以进行服装设计,盖房子可以进行建筑设计,药物研究为什么不可以进行药物设计?以前寻找新药,科学家是拿一大把钥匙去开锁,一把一把去试;现在科学家开始研究锁的结构,为了打开这把锁去专门定制一把钥匙。”陈凯先解释道,分子与分子的相互作用可以用理论计算方法去研究,并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而针对某个分子靶点的药物进行从头设计和高通量的“虚拟筛选”。

  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陈凯先带领团队对药物设计方法和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曾赴偏远地区应用大型计算机开展研究,废寝忘食地沉浸在繁复计算中,有一次甚至累得晕倒。

  经过不懈努力,陈凯先和同事共同主编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原理、方法和应用》,成为我国该领域最早的学术专著。陈凯先还先后发表300余篇论文,提出了对药物设计方法的一些重要改进与创新。这些著作引导和培养了该领域一大批青年科技人员。

  东迁张江

  1996年上海市政府和科技部等决定共建“张江国家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市又进一步提出和实施“聚焦张江”战略。

  当时,“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认识还未完全扭转,上海药物所位于闹中取静、科研氛围浓郁的岳阳路中科院沪区大院里,与兄弟研究单位比邻而居,交流合作十分有利。因此,当上海药物所酝酿东迁张江的消息传开后,部分职工心怀忧虑,列举了搬迁的种种不便。甚至有人劝告时任所长的陈凯先:“搬迁张江你千万要慎重,不要被指责为‘卖所’的人啊。”

  陈凯先当然知道当时的张江总体建设还不成气候,对外界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小,周边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00年年中,研究所党政班子到张江未来所址实地察看,面对一片荒地和空荡荡的周边环境,陈凯先的内心希望和担忧交织。但他深知“一个研究所的发展,一定要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里。国家要发展生物医药,要把它打造成国家创新的热点,张江又是发展的基地,我们应该积极投身进去”。

  陈凯先和研究所党政班子多次召开座谈会做思想工作,最终把职工的思想统一起来。在中科院积极推动和上海市、张江园区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崭新的研究所顺利建成。2003年3月,上海药物所正式搬迁到张江这块开放、创新的热土。

  如今,上海药物所已成为我国新药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之一,而张江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药谷”,集聚了1000多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全国第一个肿瘤免疫治疗的PD-1抗体药物特瑞普利、抗肿瘤靶向药呋喹替尼、首个PARP抑制剂抗肿瘤药物尼拉帕利等都诞生在张江。

  传承创新

  自从上海药物所搬迁到浦东,陈凯先就扎根在了张江“药谷”。

  2003~2004年国家酝酿和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其间,陈凯先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我国生物医药实现自主创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牵头起草把新药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征集了100多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对国家正式立项实施“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3月,陈凯先出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强调“传承”和“创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刘平介绍说,陈凯先带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开展交流合作,促成了大学研发的中医“四诊仪”成功应用于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国际航天合作项目“火星500”计划,受到国际赞誉。陈凯先牵头承担的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中药有效成分群关键技术研究”,在复方中药关键技术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

  忙碌的科研工作之外,陈凯先还先后担任浦东新区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带领着科技工作者共同推动上海的科技创新。在他看来,科协就是一个巨大的智库,应该围绕上海市委、市政府大的战略决策,组织上海的科技工作者建言献策,做好战略研究工作。

  在陈凯先的带领下,上海市科协以做好人才举荐、表彰工作为契机,使更多的科技英才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截至2019年,上海市评出的“科技精英”中已有67人当选两院院士,成为推动上海市、全国乃至国际科技进步、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了两点,一是说明我们推动了上海科技人才的培养;二是说明科技英才评选的标准还是很准确的。”陈凯先说。

  他告诫年轻科研工作者要厚植家国情怀,有责任、有担当,要诚实正直,耐得住寂寞。

  几十年来,陈凯先的所有成绩都离不开“国家需要”的牵引。他始终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初心使命和努力方向,在实现人生价值中完成一次次突破。在被问及取得成就的原因时,他只用一句朴素的话总结:“也许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比较能吃苦吧。”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1-06-17 第4版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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