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第二排左起为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任之恭、吴有训。其中有13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41年，清华30周年校庆，校长梅贻琦陪同西南联大三校同仁，在金属研究所学术研讨与演示后合影留念。站立者前排右七为梅贻琦，前排蹲者左六为吴有训。
　　1941年，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阶段）领导成员合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嘉炀。
　　1977年夏，吴有训（右二）生前最后一次会见杨振宁（左一）。
　　人物简介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字正之，江西高安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大学“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的创建者和实践者。
　　科研贡献主要体现在对X射线特别是散射和吸收方面的研究。上世纪20年代，在X射线散射研究中，以系统、精湛的实验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和公认作出贡献。回国后，开创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
　　吴有训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个儿高，1.8米。
　　不怒自威，天生一副镇得住场子的形象。他曾以辞职为担保，保护爱国运动中的学生。据称，在他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以类似理由递交过14次辞呈。他坚持“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成为当时有名的“不愿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校长”。
　　世人都道他“硬气”，孰不知，一身正气凛然的背后，支撑他的是对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对学术独立的强烈追求，以及对科学研究的赤诚热爱。
　　舍弃锦绣前程
　　“吴，留在美国有好的科研条件，前程似锦。”著名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康普顿怎么也不明白，盼着留美的毕业生那么多，为什么已获博士学位且留校任教的爱徒要执意回国。
　　“毕竟我是个中国人。”吴有训接到江西士绅邀请他参与筹办江西大学的建议后，毅然放弃了在世界科学前沿追光的机会，决定立即回国。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1921年冬，吴有训考取公费留学生，登上赴美的轮船，两年后师从康普顿。
　　康普顿以康普顿效应闻名于世，该研究被视为近代物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或转折点。但最初，康普顿发表的论文只涉及一种散射物质石墨，尽管已经获得明确的资料，但只限于某一特殊条件，难以令人信服。吴有训先后做了7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15种元素散射X线的光谱图，以科学事实驳回了对康普顿效应的各种否定。
　　一时间，吴有训在物理界声名鹊起。他的论文被排在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的第一位，在美国物理学会第140届会议上，他一人就宣读了3篇论文。他以15种元素作为散射物所得的X射线散射光谱曲线，被公认为康普顿效应的经典插图。
　　康普顿于192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所著的《X射线与电子》一书中引用了吴有训的实验结果，并认为这是康普顿效应最重要的实验基础。晚年他曾感慨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名学生之一”。他的另一位得意门生是阿尔瓦莱兹，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康普顿始终不能辨别这二人谁的天分更高。
　　1926年秋，吴有训回到祖国，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学术界，这位大高个儿“开疆拓土”。1929年至1932年，他共发表11篇有关X线散射系列课题的论文。首篇论文于193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这也是中国人在本土做的近代物理科研成果首次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
　　“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回国半年后，吴有训起初的办学计划因战乱流产。他辗转在上海大同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短期任教。
　　1927年，吴有训遇见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一样的主张科学救国，一样的矢志教育与物理，让这两位芝加哥大学的校友紧握双手、密切合作。
　　次年，吴有训受聘为清华物理系教授。他在清华建立起我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开创国内X射线问题的研究。继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单原子气体全散射X射线的强度》发表后，他转向双原子气体及多原子气体散射等问题的研究，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和好评。1936年，他被德国哈莱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院士，成为第一位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中国人。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曾称赞他的工作“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他开设“近代物理”课程、“实验技术”选修课，向学生介绍物理学的最新进展、重要的物理实验，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科学工作，在精细与有恒。”在清华的第一堂物理实验课上，他要求学生用2厘米的短尺丈量3米的距离。看似简单的操作，稍不留神就会出错，他借此让学生明白，“在科学实验中要重视每个细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929年至1938年是清华物理系的春天，10年间，在中国首次成批培养出科学精英人才——当中有22人后来成为院士，占学生总数的30％以上。
　　当年，人们习惯以“叶、吴”简称叶企孙和吴有训。叶吴“互让”物理系主任，曾在清华留下一桩美谈。吴有训认为，清华物理系是叶企孙从无到有、几经艰辛一手打造的，“自己岂能掠人之美”。最后在校长梅贻琦的协调下，吴有训延至1934年9月才正式接棒，而实际上，他从1930年9月起就代理系主任主持工作了。
　　不管怎样互让，由叶、吴共同倡导的“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的学术精神，却成为清华、西南联大学术精神的支撑。
　　杰出教育家
　　吴有训不只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实际上，留美读博期间他就十分注重吸收、消化美国大学教育学术思想，并形成了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基础构思——“大学教育与科研发展共进，教师不脱离科研前沿”。
　　据其子吴再生回忆，吴有训是带着成熟的学术思想、明确的学术目标，“加盟”清华的。1935年，吴有训在清华24周年校庆集会做《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的讲话，尽述其大学教育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
　　在中国的学术现况下，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学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么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所以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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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吴有训带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并延伸至理学院），组织起我国第一支“名师”队伍——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从而使1929年至1938年的清华理科教育获得成功。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有训担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带动全院教师做科研蔚然成风，并力争“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在西南联大理学院，科研成果最丰盛的是物理系。抗战八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在国内外发表近百篇论文，其科研成就即使拿到当时的国际上比较，也是处于前列的。
　　作为中国物理学会主要创始人之一，吴有训在1936年至1946年一直担任该学会会长（理事长），而西南联大物理系事实上成为抗战期间中国物理学会的“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在日寇狂轰滥炸的恶劣环境下，吴有训还应国家冶金工业等方面的急需，在昆明大普吉简陋的土坯房屋里，创建起中国首个金属物理研究所并兼任所长，为我国金属物理学科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远见卓识
　　1945年至1948年，吴有训曾短暂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他的“硬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后人称“中央大学真正得到师生拥护的校长，恐怕只有吴有训先生一人”。
　　1949年，吴有训拒绝了国民政府赴台的邀请。次年，他调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如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所长，同年12月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
　　就像当年在清华鼓励物理系高考状元陈新民转到化学系一样，吴有训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锐利。
　　上世纪50年代初，吴有训提出在中科院增设电子研究所，并将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陈芳允调到北京进行筹备，这是新中国电子学科研工作的开端。事实上，当时科学界有不少人认为，电子技术只有服务性作用，在吴有训的执意坚持下，电子所的设置才得以保留。后来电子技术在全球的迅猛发展，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
　　上世纪60年代，他督促并直接参与的“新型共轴泵式红宝石激光器”、由他直接负责的“人工胰岛素合成”项目，均实现了全球第一。
　　他这一生，尽最大努力履行“重学术、做实事”的人生目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病故，享年80岁。邓小平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为纪念我国物理界5位老前辈为开创物理学事业和创建中国物理学会所作的贡献，中国物理学会设立“物理奖”，吴有训正是5人之一。
　　人物生平
　　●1897年 生于江西省高安县黄沙乡（今高安市荷岭乡）石溪吴村。
　　●1920年 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
　　●1925年 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次年回国。
　　●1928年至1945年 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其间包括1938年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任理学院院长。
　　●1936年 当选德国哈莱自然科学研究院院士。
　　●1945年 任中央大学校长。
　　●1948年 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55年 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77年 病故，享年80岁。
　　记者手记
　　从诸多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吴有训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他主张“学术独立”，通过一个个学科的独立实现大学和国家的学术独立；他和叶企孙“互让”物理系主任，秉持的是中国文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不掠人之美”。
　　这种“纯粹”也可以理解为实现初心的一种态度——摒除一切杂念，从始至终追求心中的理想和道义。对于当下受到名利纷扰的学术界，回归这种精神境界，尤为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吴有训志在教育，特别是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4年之后，更深刻感受到近现代大学教育必须真正与科研工作相结合，才能获得进步与发展。中国的大学教育朝此方向进行改革，才是唯一出路。
　　他为了回国办学以实践上述改革志向，放弃了导师期望的进一步取得科研成果的“似锦前程”，也使一生“最佳年龄”中的17年，都在进行中国大学的教育、科研及管理的改革实践。他最终理顺了三者关系，为我国大学教育与科研作出了具有开创性与奠基性意义的学术成就与贡献。
　　后来他离开了教育界，但仍心系中国高校教育发展。在他主持下，中科院1955年完成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遴选，建立起了学术界公认“确实具有权威性”的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
　　然而，由于不愿宣扬的个性和历史原因，他的不少教育思想并不为人所知。
　　2017年是吴有训诞辰120周年，其子吴再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由办学学术水平、办学学术道德、办学学术价值取向三方面构筑而成——以“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践，作为办学的学术水平支撑；以坚持“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的学术精神，作为行为示范；以“以德服众”，作为办学的学术道德支撑；是从“学校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这一价值取向出发，结合“教育救国”主题进行的。
　　细数他的教育思想，诸如倡导教育与科研并举，将科研能力视为教师聘任重要条件之一；强调高质量教育，培养既有扎实基础知识，又具备科学实验能力的本科大学生……对当前的高校双一流建设仍然存在深远影响。
　　他以德服众、教育救国的品格和理念，堪称高校思政教育的典范。
　　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不会泯灭。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需要回归一种更纯粹的正气、新风——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9-11-22 第4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