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航天史上,“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的名字传奇般地与很多第一相联系:中国第一枚导弹主任设计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总负责人,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等卫星系统总设计师,第一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大容　

　　量通信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第一颗导航卫星“北斗”等工程大系统总设计师。　

　　在钱学森力荐下,孙家栋1967年38岁时即参加领导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40多年来,不论是担任卫星系统总设计师、工程大系统总设计师,还是担任航天部总工程师、副部长,乃至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团长,他一路屡建功勋,今年80岁,仍精神矍铄地工作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高级技术顾问、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大系统总设计师的关键岗位上。　

　　孙家栋回忆,在我国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组织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法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日本也在加快准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卫星必须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到,听得见。”为此孙家栋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　

　　“为了能让地面看见,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咱们卫星如果做大了,可咱们火箭不行,所以卫星直径只做成一米。但是找搞天文的人问,说是这一米直径卫星在天上飞,地面看不见。为保险起见,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卫星上天的时候,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三级火箭虽然大,表面是灰色的,也不反光,那就在三级火箭外面套个球形的气套,往上发射的时候就等于一个塑料套捆在三级火箭上。上天以后,卫星弹出去了,这个气套也通过充气,成了直径3米的大气球,外面再把它镀亮了。请搞天文同志来算了一下,说肯定能看见了。这样它俩挨着飞,人们会先看见后面的气球,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我们这个卫星了。其实上天以后,如果是晴天,前头那个卫星是完全能看得见的。”　

　　除了看得见,为了能听得见,他们也动了很多脑筋。　

　　“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是什么。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都说可以,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但这是个大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了聂荣臻元帅。聂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但中央批了以后,就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那就得把这个事办好。这一来就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上天以后又变调了,这在当时‘文革’期间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真大。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1970年4月24日,孙家栋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在太空唱响。孙家栋说,当时他最关心的,就是看这卫星什么时候过来。“那时的《人民日报》,整篇登的都是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同时特别给大家解释什么时候能看见,白天是看不见的,只有晚上刚要黑天的时候,过你这个城市,你才能看见。 

　　“卫星上天以后,全国人民皆大欢喜。4月24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简直人山人海,灯火辉煌。大家欢呼过后,卫星还要继续工作到满24天,我们又是另一种心情。因为那个声音嘀嘀嗒嗒我们自己能判断出来,好比说规定应该是15度,如果信号传下来显示不是15度,稍稍偏点,那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就害怕是不是要坏了?但是我们这颗卫星很争气。”　

　　50年弹指一挥间。谈起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孙家栋无限感慨地说:“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传统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航天大国的生动写照。”　

　　进入新世纪,我国又成功发射了“嫦娥一号”,它奔向月球,成功绕月。作为工程大系统总设计师的孙家栋无比激动:“这次绕月探测难度相当大,成功来之不易啊!”孙家栋喜不自胜地说:“工程所以成功,是航天事业50年打下的基础;是五大系统及方方面面的大力协同、团结协作的结果。还有,航天队伍后继有人,年轻科技工作者们,热爱航天,敢于拼搏,脚踏实地,航天事业大有希望!同时,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奔月,确确实实体现出我们国力的增强,说明我们的管理水平、科研能力、实验基础、生产能力、和谐社会建设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