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6名教授联名投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涉嫌“抄袭剽窃”。此前不久，浙江大学原副教授贺海波盗用他人研究结果发表多篇论文。令人遗憾的是，贺海波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些“问题论文”上。

两会前夕爆出的这两起院士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件，再次将如何构建科研人员群体的学术道德问题拉进了与会代表和委员们的视野。

学术腐败为何屡禁不止？规范学术道德的治本之策到底在哪里？

实验室阶段是最易造假的环节

“在一些评审中，曾不止一次地发现申报人员，堂而皇之将自己从未发表的文章，装订到已经出版的杂志中，重新伪造一本杂志。”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说，“这无异于‘抢劫’。”

剽窃、抄袭，在自己的论文中盗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是最常见的一种学术不端行为。但这在众多学术造假行为中只能算是“小儿科”。更为隐蔽和“高明”的手段是在实验室阶段编造、篡改实验数据。

2006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原院长陈进作为“汉芯”系列芯片造假事件的责任人，被解除教授聘用合同、追缴相应科研经费。据介绍，陈进是在把自己购得的一块国际知名品牌芯片上原有标识打磨掉，再标上自己的标识，冒充“自主创新”“民族品牌”。

2007年，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一名黄姓女博士，被查实其一篇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上的论文中存在数据造假的行为——她居然根据自己想到的实验结果编造了所有数据。

在一所高校的校园ＢＢＳ上，当一名同学为实验中总是得不出理想的数据而烦恼时，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自己改一下就好了”，“就照书上的算了”，“不用算的吧，不是有软件吗？” 

“在科研项目从立项到结题的全过程中，最容易造假的环节就是实验室阶段，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往往体现为篡改实验数据。”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潘复生说。 

学术腐败背后的权钱交易 

曾几何时，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们开始背地里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跟着哪位导师求学叫“跟着某某老板打工”。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大学校长宋益乔说，这些“老板”曾经在科研一线做出过一定成绩，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小有名气，人头熟，能量大，可以凭借名气和过去的成绩“搞到项目”“拉来经费”，从中拿出些劳务费，让研究生为自己打工，论文出来之后往往也拿来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种“学术把头”大有人在。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他曾经收到一份材料，举报广东一所大学的校长抄袭他自己的博士生的论文。“这位校长的博士生用一篇论文拿到博士学位。过了两三年，校长自己凭借同样一篇论文也拿了博士学位。两篇文章甚至连后记都是一样的？学生的结尾是感谢师母某某教授，校长的结尾则是感谢夫人某某教授。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葛剑雄委员认为，当前学术造假之所以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顽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能严惩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易的学术腐败。

“大家想一想，一个学校的校长都这样，我们的学术氛围能纯洁起来吗？”然而，这样的事情被反映给有关部门后，拖了一年多事情却仍然没有得到处理，举报人反而受到了威胁。葛剑雄说：“不能严惩学术腐败，无形中就为学术造假者提供了保护伞。”

要坚决打破论文至上和ＳＣＩ崇拜

为规范学术道德，杜绝科研不端行为，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从２００６年起先后下发了相关文件，但各种学术腐败情形为何还是屡禁不止？
　  潘复生委员说：“杜绝学术腐败不是靠讲良心、守道德就能制约的，要建立完善的制度，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考核体制，一个正确的目标导向，这很关键。”

潘复生认为，出现学术腐败现象与科研单位现行的考核体系有关系。“现在科研单位的考核体系是重论文，论文发表数量和ＳＣＩ引用情况是最被看重的指标。考核中并不重视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所做出的成果是否成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他说，“这种考核体系下，科研人员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话，有利于职称评定和待遇提高。在此目标导向下，一些人为了得到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就会采取一些不道德的方式。”

据统计，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仅10％左右，有大量的成果被锁在抽屉里，以论文、奖状或者专利证书的形式停留在纸张上。

潘复生委员说：“我认为要杜绝学术造假行为，首先要改变考核的目标导向，科研单位尤其是从事应用型研究的，要坚决打破论文至上和ＳＣＩ崇拜，考核中首先要看这个单位、这个人有多少成果转化成了生产力。”

“科研单位的成果是一种资源，就像水，不流动的话就会变质，不用就是对科技投入的浪费。科研成果只有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才能形成活跃的科研环境。”潘复生说。

“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的核心就是要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潘复生说，“只有让科技成果从文件柜里走出来，落地开花，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老百姓才能得到好处。当前国家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挑战，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