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座谈会全盘否定“文革”前的科研工作
1月5日至3月17日,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26个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座谈会开展“革命大批判”,以分清科技战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革命路线”;讨论制订科学院科学研究与地震工作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和1971年计划。《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于7月12日上报,经中央指示,7月19日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发往各省、市、自治区。
《纪要》指责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前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竭力维护封、资、修的一套”;科研是“学院式”的,“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科学家是“资产阶级专家”、“反动学术权威”;研究人员“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这份文件,全面否定“文革”前17年发展科技的方针政策和科技事业成就。
《纪要》声称为了使科研工作永远沿着所谓的“革命路线”前进,科研任务必须急战备之所急,急工农业生产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狠抓阶级斗争,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坚持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专家路线”。《纪要》不加区别地要求科学研究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实行“工农兵、科研人员、领导干部”和“使用、生产、科研”的两个三结合;研究人员必须“走出去”,同工人、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同劳动、同搞科学实验,把工人、贫下中农“请进来”,“掺砂子”,改变研究队伍的阶级成分。可以说,《纪要》是集当时科技领域极左思潮之大成的。
《纪要》以发挥地方积极性为指导思想,建议在科学院京外单位体制下放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将北京的动物所等六所一厂实行以北京市为主的双重领导。还建议成立国家地震局,作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
“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空间科学探测,不仅对认识自然、研究发生在近地空间、日地空间、行星际空间的各种自然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和大气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造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研制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另外,随着航天任务的日益增多,对航天器的要求愈来愈高,故航天技术的研究试验也愈来愈重要。
1971年3月3日,中国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发射入轨。以“实践”命名的卫星系列就是肩负着空间科学探测,同时兼顾航天新技术试验的卫星。“实践一号”是该系列中的第一颗卫星。
科学院在把卫星研制和跟踪测控的专业单位划归国防部门之后,仍承担不少配合性的工作。如地面观测设备的研制、有机和无机温控涂层及其它专用材料、热敏电阻等特需元器件,以及为保障发射所需的标准时间和标准频率的发播、太阳活动预报等。
6月3日,“实践一号”上天后,由于出现某种故障,无线电信号微弱,测轨发生困难,卫星运行情况不明,新华社未能发布新闻公报。当时曾怀疑是星箭没有分离所致。5日晚,周恩来亲自召集部委领导开会,商讨对策。科学院提出试用光学仪器搜索。6日凌晨2点左右,院立即通知紫金山天文台,组织光学观测。科学院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系统立即行动。当天即组织了预报和观测,确认“实践一号”星箭已经分离,运转正常,并推算出星箭两个目标的轨道参数,提供给国防科委。科学院独立地对“实践一号”及其末级火箭进行跟踪测轨八年,直至其陨落,积累了完整的观测和轨道数据,向国防部门提供了系统的实测轨道参数。
院属8个研究所划归国家地震局
8月2日,国务院通知成立国家地震局,作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由中国科学院代管。
1月5日至3月17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曾对国家地震工作体制问题提出建议,即:保留中央地震工作小组,调整原有成员,并增补有关省、市、自治区和部(委)、军兵种负责人。工作小组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地震工作的方针政策与制订规划,日常工作由在京成员处理。撤销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成立国家地震局,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由中国科学院代管。地震活动较多的省、市、自治区成立相应的地震工作管理机构和地震队。7月中旬,李先念责成中国科学院代国务院起草《关于加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和成立国家地震局的通知》,由国务院正式下达。
国家地震局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的地质所(北京)、地球物理所(北京)、测量与地球物理所(武汉)、中南大地构造室(长沙)、昆明地球物理所、兰州地质所、兰州地球物理所和工程力学所(哈尔滨)划归该局。其中有的单位在1970年已被分别组建为武汉、兰州、广州、昆明的地震大队。1978年,国家地震局不再由科学院代管,这些单位中与地震工作有关的部分,被改建成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北京)、地质所(北京)、地震所(武汉)、兰州地震所和工程力学所(哈尔滨),其余交还中国科学院。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1年9月,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试航成功。
核潜艇具有隐蔽性和机动性能好、航速高、续航力大、潜航时间长、攻击力量强等优点,已成为现代强大海军装备体制的核心和标志。各有核国家,在研制核武器的同时,就着手研制核潜艇。
中国自行设计的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建成并投入试验运行,以及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核动力技术。这是继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后,核技术和核工业发展的又一突出的重大成就。它为增强中国海军力量、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核电站的发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在这项重要工程的协作中,科学院也投入不少力量,做了配合性工作。其中如核潜艇核反应堆的计算机模拟计算,自1967年接受任务,在用户配合下,用109丙计算机进行计算,提供了大量准确有效的计算数据,历时五年之久。通过计算,纠正了反应堆防护壳设计中的重大失误,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重大核事故,并为确保反应堆安全提升到满功率运行,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和合理安全的控制方式,用户满意,并受到国防科委领导嘉奖。此外,还承担了元件、关键部件的研制等,其中有的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完成重大飞机质量事故分析任务
文革动乱曾给中国飞机生产带来巨大危害。1966—1971年间,飞机质量事故不断发生,已引起军心不安。中央军委对飞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质量提出质疑。驻厂军代表对新生产的歼—6型飞机拒绝验收。歼-6型飞机的严重质量事故引起总理周恩来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严重关切。空军某部与歼-6型飞机的制造厂,共同委托金属所指导事故分析,查找事故原因。9月3日,李薰、郭可信、王仪康等6人到飞机制造厂逐道工序参观工艺过程。参观之后,李薰在某工序中“工人用手锤子敲工件整形以后,也不退火,接着就电镀”,他和同事们初步判断是冷加工诱发的氢滞后破坏现象。他们设计了五种大型试验方案,经过18天紧张的试验,终于验证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12月10—2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航空质量座谈会,由叶剑英主持。李薰在会上做了事故原因分析的发言。会议期间,周恩来接见了会议代表,仔细听取了李薰的汇报。由于这项事故的分析和善后处理涉及歼-6型及其它型号飞机,占空军作战飞机不小的比例,叶剑英称赞“科学家对维护我国空军作战实力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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