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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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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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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编制完成
    地球物理研究所从1952年开始进行全国各地地震烈度的鉴定研究,1955年着手编制《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于本年初编制完成。该图将全国划分为9度及9度以上、8度、7度、6度和5度等五个不同烈度的地震区。同时,还编制完成了《中国大地震目录》、《强震震中分布图》、《全国各地(县)最高烈度记录总图》、《等震线综合图》、《历史地震烈度统计图》以及《北京地震烈度小区域划分图》。

  国家建委认为《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中提高某些地区的地震烈度的根据不足,3月间,向国务院提出《对今后地震烈度的处理意见》,因考虑到按提高的地震烈度进行基本建设设计,则要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并影响建设速度,故建议仍暂按1956年7月以前已经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的地震烈度作为设防的基本烈度;其地震烈度在两度之间或两度均可的,按较低的烈度作为设防标准。国务院同意国家建委的意见。

  4月15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认为1956年7月前确定的地震烈度,是根据历史记录的分析研究确定下来的,在目前科学家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同意仍按原定的地震烈度,不再提高。地球物理所认为,由苏联地震地质专家г.п.果尔什科夫和中国科学家李善邦等人编绘的《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描绘了中国地震活动区域的大致轮廓,为地震地质以及大地构造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也可作为地震设防的主要依据。但由于所能掌握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手段的局限性,很难将地震烈度的评定精确到一度之差,所以决定各个地点设防的基本烈度,要结合具体情况,慎重考虑抗震烈度。

  1956年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是编制《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所依据的主要地震历史资料。这是第三历史研究所,在范文澜主持下,与地球物理所配合整理公元前1189年至公元1954年中国有关地震的记载而汇集成书的。它奠定了研究中国地震活动性的基础。此后三十年又积累了大量补充资料,由中国地震资料编辑委员会领导编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共五卷,于1983——1987年陆续出版。

  颁发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

  1月24日,科学院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公布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的评定结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得奖的有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和科学院的34项研究成果。一等奖三项的获得者,均系科学院的科学家,即数学研究所的华罗庚(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吴文俊(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和力学所的钱学森(工程控制论);二等奖五项,金属研究所的葛庭燧和植物研究所的钟补求获得其中两项,另三项是科学院数学所与复旦大学合作、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合作、科学院动力研究室与清华大学合作研究的成果。三等奖共26项,科学院获得其中的18项,排名首位的获奖人和所在单位分别为:何泽慧(物理所)、戴传曾(物理所)、汪猷(有机化学所)、钱人元(化学研究所)、朱洗(实验生物所)、李敏华(力学所)、胡海昌(力学所)、曾呈奎(海洋生物所)、王钰(古生物所)、刘鸿允(地质所)、章元龙(地质所)、叶笃正(地球物理所)、傅承义(地球物理所)、李薰(金属所)、吴自良(冶金陶瓷所)、周仁(冶金陶瓷所)、彭少逸(石油化学所)和楼南泉(石油化学所)。授奖仪式在5月30日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闭幕式上举行。

  根据1956年度科学奖金评审工作的经验,和学部委员在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对有关科学奖金颁发年限问题的意见, 6月21日,科学院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并副总理聂荣臻建议修改《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将其第四条“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每两年颁发一次”的规定改为每四年颁发一次。但由于“左”的干扰,直至1982年才再度颁奖,届时评奖、颁奖工作已改由国家科委负责组织进行,并改称“国家自然科学奖”。

  制订中国科学院第二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3月18日,《中国科学院1958-1962年计划纲要草案》初步编制完成。制订中国科学院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实现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至为重要,它所提出的基本任务是:(1)重点发展核子物理、半导体物理、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与远距离操纵技术、计算技术、气体动力学、重有机化学、放射化学、分析化学等最新科学技术部门,在五年内求得迅速发展,为促进生产技术的根本革新和带动一些科学门类进一步发展打基础。(2)为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建设中若干重大的和综合的科学技术任务的实现,包括:原子能和平利用,黄河、长江、黑龙江流域的规划与开发,重要矿产分布规律和预测,燃料的综合利用,并努力发展与之有关的重要学科。(3)加强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积累科学储备;充实和发展物理化学、地球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重要空白或薄弱的基础学科和边缘学科。

  该《纲要》在自然科学方面,就建立与发展新技术的研究、国家经济建设中重大的科学任务以及基本科学理论和科学情报的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

  科学院党组对科学体制问题陈述意见和建议

  科学院与高教部因人员调动问题发生争执,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月16日与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有关人员谈话时,对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说,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之间的矛盾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具体的“停战协定”,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讨论。4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高等学校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一些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教授提出,国家的科学研究中心应放在高等学校。4月8日至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会上,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主张,中国科学院的大部分研究机构应交给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认为基础研究部分应交给高等学校。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则认为,1956年2月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文件中,对科研工作体制所做的规定是适用和正确的,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它。

  4月8日和18日科学院党组两次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此表明态度。4月8日的意见要点为:(1)1956年2月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关于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和政府各部门的研究机构在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规定是适用和正确的,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指示,打乱现状,重新部署。(2)高教系统科研工作能否加强,不取决于科学院的存废和地位。倘若取消科学院,腾出600名高级研究人员,一千多万外汇,分散给227所高校,顶不了多大用处,对国家来说,反而取消了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力量。(3)科学院与高教系统在科学工作上,要正确分工,密切合作,凡高教系统有条件进行的研究工作,首先交由大学承担;利于集中在科学院完成的项目由科学院担负;因人才分布等需要双方共同进行的,就互相合作去做,也已有多种方式的好的合作事例,不要过分强调矛盾,忽视相辅相成的一面。(4)对科学院、高教系统、产业部门和省(市)地方等几方面,彼此在任务分工和人才合作的方式上,有必要进行一次统筹安排。

  4月18日,院党组提出一些建议:(1)在已有的科研体制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是两个重要研究基地,它们的一些单位也自然会在某些任务、某些学科方面逐渐形成研究中心,和科学院的研究机构相辅相成地带动科学事业的发展。(2)鉴于近代自然科学中,有一些综合性、前锋性的科学研究任务,必须靠专门从事这类专业的科学研究人才和集体工作的规模才能完成。因此,对业已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必须继续加强,不能削弱。(3)高校必须在与教学工作相协调的条件下,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高校进行科研的基础比较薄弱,高教部应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和组织高校的科研工作。(4)产业部门的科研工作必须加强,做到能够把科研成果引用和推广到生产上去,并不断总结生产实践中的经验,丰富和发展科学理论。(5)各省市自治区一方面对在当地中央各部门的研究机构有监督、帮助和协调的责任,另一方面,根据本地的需要和人才状况,可建立地方的研究机构。(6)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之间,应当特别强调相互辅助、密切配合,兼顾科学研究、教学与生产三方面任务的良好完成。(7)科学研究机构应当有合理的地区配置。(8)科学规划委员会是负责全国科学研究规划、计划的制订,监督推行和协调;合理安排各系统科研人力,物力的分配使用的领导机构。在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可由有关部门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组成若干专业小组,就规划任务的实施协调等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解决科学体制问题的争端,再次为科学院定位

  五、六月间,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科学体制问题。与会者有聂荣臻、黄敬、张劲夫、黄松龄、范长江、武衡等。会上,聂荣臻做全面汇报,指出科学院这个“火车头”的作用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各方面应相互协调、合作,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与会者表示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周恩来要求科学规划委员会加强协调,并要求三方面顾全大局,克服本位主义。

  6月13日,副总理聂荣臻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明:“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体系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的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则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的基地”。又说,中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合乎世界科学发展总趋势的。政府必须对中国科学院担负的重点任务给予积极支持,但 并不是把有成就的专家都调到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去。聂荣臻同时对高校、中央各产业部门和地方的研究机构的科研任务提出了具体的分工安排。

  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体制时,再次提到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系统由四个方面组成。他说:“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有关科研体制的争端延续半年,就此平息。

  召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

  5月23日至30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等参加了开幕式。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中把科学院和学部的任务概括为:“面向全国,加强学术领导;发扬民主,贯彻百家争鸣;加强协调,团结科学力量;学习先进,加强国际合作”。陶孟和副院长宣读中国科学院向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和潘梓年分别代表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会间各学部分别举行会议,宣读论文,进行学术交流;讨论科学院和学部的工作报告及《1958——1962年研究计划纲要(草案)》;讨论研究科学院和学部的工作。

  在全体会议上,中国科学院赴苏技术科学考察团团长严济慈作考察团的工作报告,钱学森作《论技术科学》的报告,钱三强作关于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报告。27日下午到28日,学部委员就科学发展中的问题、学术领导和科研体制以及组织和行政工作中的问题等发表意见。大部分学部委员认为中国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学术领导中心,同时对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如何分工合作,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提案。

  5月27日,院通知将生物学地学部一分为二,成立生物学部和地学部,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副主任林鎔;地学部主任尹赞勋,副主任黄汲清。在30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由副院长吴有训宣布了增聘21名学部委员的名单和中国科学院院章起草委员会委员名单。举行了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授奖仪式。

  成立中国科学院院章起草委员会

  5月29日,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院章起草委员会,以副院长竺可桢为召集人,委员29人。6月27日,竺可桢主持院章起草工作座谈会,对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隶属关系、组织形式;院士制度的建立;中国科学院院章的内容与格式等交换意见。8月19日,竺可桢向院领导通报这次座谈会上取得一致的若干原则意见:(1)认为科学院应直接隶属于国务院;(2)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全国科学行政领导工作,中国科学院在科学行政方面受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3)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应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有关中国科学院的任务为准则;(4)此次起草的院章应以适应目前科学发展情况和推动现阶段事业为主,以如何开展学部工作为重点,建立院士制可推迟考虑。(5)科学院的领导机构为院务委员会,包括学术领导和政治思想、行政领导。

  1955年学部成立后,即成立了院章起草委员会,并拟就《中国科学院院章(草案)》初稿及第二、三次修订稿,后因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没有继续进行。本年原拟于九、十月间正式召开院章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院章事宜。至10月11日,院决定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十分紧张,院章起草工作搁置了下来。

  竺可桢报告综合考察工作

  6月18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竺可桢向院务常委会议作关于综合考察工作的现状与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称自1951年以来,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进行的综合考察工作计有:(1)1951年开始的西藏考察;(2)1953年组成热带生物资源考察队,进行海南岛及雷州半岛等地考察,1955年组织进行云南紫胶虫考察,1956年扩大为云南生物资源考察;(3)1953年组织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1956年组成土壤队,进行黄河长江流域各灌区的土壤测量;(4)1956年开始的黑龙江流域综合开发的科学考察;(5)1956年开始新疆综合考察及河西走廊(甘肃)的考察;(6)1956年9月开始紫达木盆地盐湖考察。以上各项考察都是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联合业务部门及高等学校组成考察队,经多年调查研究工作才能完成的。除黑龙江流域考察范围最广,包括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矿藏资源调查外,其他各项均偏重于有关农林牧资源考察。

  报告第二部分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拟进行的考察工作有:(1)西藏及康滇横断山区的综合考察;(2)新疆综合考察;(3)甘肃河西走廊的综合考察;(4)柴达木地区盐湖及农牧资源的考察;(5)黑龙江综合调查;(6)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综合研究;(7)热带生物资源考察;(8)华南综合考察。

  报告指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的综合考察工作涉及许多产业部门,为从组织上理顺这一关系,建议成立国务院直属的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其任务为:组织科学研究机构、业务部门、高等学校进行自然资源调查;综合自然资源资料,进行开发利用的综合研究;组建为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直属研究机构与实验室。或者在中国科学院现有的综合考察工作基础上,组成综合考察委员会,经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协调小组,协调各业务部门的有关工作。

  从1960年开始,为了加强对考察结果的综合研究,综考会有重点地逐步成立了农林牧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综合经济、动能资源等研究室。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术思想工作由中宣部领导

  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党的领导,7月2日,院党组向中央宣传部报告,由于国家建设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和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比重较大的状况,院党组把较多的力量放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显然照顾不够。根据十二年科学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任务也相当繁重,急待解决加强学术思想领导,组织与培养研究力量等工作。为此,经研究建议:(1)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潘梓年任分党组书记,刘导生任副书记,成员为裴丽生、尹达、刘大年、何其芳。(2)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术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3)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若干研究机构要取得中央各有关部门的业务支持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联系指导。8月9日,中央宣传部批复同意。8月22日,院党组通知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即日开始工作。

  错误批判五教授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

  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负责人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全文共分五部分:(1)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提出要协助科学家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等问题,并合理安排使用科学家。(2)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业务部门应以研究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主;科学院应主要研究科学上的基本问题和全国性、综合性的问题;高校的研究则可包括科学上的基本问题,教材上的及生产实际上的问题,视各校的具体情况而定。(3)关于社会科学问题——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没有社会科学或都是不科学的;要纠正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的做法。(4)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先行规定。(5)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过去选拔人才,重政治、轻业务,今后应两者并重;在人民内部,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应一视同仁;应尊重科学家选择培养对象的权利。

  上述“意见”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批判成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此后,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和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

  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爱国人士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两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张劲夫请求在反右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

  反右运动在本年夏进入高潮,为维护中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经院党组研究后,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担着政治风险,向毛泽东主席进言:中国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物以稀为贵”,老科学家是“国宝”,对他们要采取保护政策。经毛泽东首肯后,张劲夫向邓小平汇报,邓指示院党组代为起草一份中央文件。按此,院党组指定由杜润生负责并完成起草工作。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

  《指示》首先阐明,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策略上要更加细致,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文件划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如指出:在高级自然科学家中,有一部分人,此次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但一向埋头于科学研究工作,并有较高的科学成就,我们在今后还要用他们的专长进行科学工作,对于这一部分人,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分子;有些具有突出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平素不大关心政治,在这次鸣放中有的按其言论应划为右派分子,对他们应由负责人找其谈话,指出其错误,但不要拿到群众中去斗;对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一批科学家,不列入政治排队,对他们要采取长期在工作中考察和耐心教育改造的方针,以利于进一步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

  按照这一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

  海带南移养殖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海洋生物学与水产科学研究技术人员的努力,中国海带养殖业有了很大发展,海带产量从1952年的134.1吨(鲜品)提高到1956年的3396.4吨,四年内增长24倍,后来,海带年产量发展到26万吨干品,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海带是中国人民喜爱的食品,但在解放前,没有科学的人工养殖,要依靠大量进口。1950年9月,海洋所曾呈奎、吴超元等,开始了海带的生长周期、孢子囊的形成、采孢子方法,以及海带配子体、幼孢子体的培育及培育条件的研究。1953年,中国在海带基础研究和人工养殖技术方面,连续取得了多项创造性成果,为中国海带人工养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曾呈奎等于1955年创造了室内控制低温条件培育幼苗的方法——夏苗低温培育法,摆脱了对秋苗的依赖,使商品海带增产30%—50%,分苗时间从最冷的一、二月份提前到十一、十二月份,改善了劳动条件。海带单位面积产量虽有很大提高,但海带是高纬度海洋产品,习惯于在寒冷海域生长。中国的海带生产区只局限在大连、烟台、青岛等中国北方海域,而且北方海区海水缺乏氮肥,限制了海带养殖的发展。1954年,海洋所应用陶罐进行施肥,首次解决了贫瘠海区栽培海带与生产商品海带的问题;同时为海带南移试验以扩大海带生产面积做准备,开始研究海带孢子体生长发育与温度的关系,调查长江以南海域的氮含量及周年温度的变化。1956年,海洋所用夏苗为苗源,同黄海水产研究所、浙江省海洋水产试验所合作,在浙江省枸杞岛进行南移试验;同年,福建省水产局从海洋所运去夏苗在连江县也进行海带南移试验。两地试验于1957年8月均获得成功,随后广东也试验成功。浙江和福建省后来成为中国海带养殖的主要基地。

  海洋所在曾呈奎领导下,通过海带栽培的夏苗低温培育、陶罐施肥、南移栽培、切梢增产等多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试验,为推进中国海带栽培事业作出了贡献。

  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

  12月4日,科学院通知院属各单位,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内容包括科学力量成长、研究工作成果、学科发展状况、五年计划安排和科学组织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有关科学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情况。

  五年来,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从1952年底的1292人发展到1957年的5500多人,研究机构从1952年底的31个发展到1957年的68个,基本建设、科学器材和图书出版等均有大幅度增长。正是在国家大力加强科学院的条件下,五年来,科学院在学科建设上有很大进展,开始积极建立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技术、低温物理,超高频技术、自动化、钛冶金、燃气轮机、化学流体力学、运筹学、热化学、氟化学等最新技术和新兴学科。与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关系重大学科,如计算数学、力学、无机化学、微生物学、地植物学、鱼类生态学、兽类学、地震学、地球化学、微体古生物学等都开始建立基础或得到加强。有的学科领域,如冶金、石油、高分子、抗生素等有了较大发展。这些学科的建立与加强,为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打下了基础。

  在配合工业建设方面,科学院为包头钢铁基地的设计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合理利用石油资源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奠定了光学玻璃工业的基础,还试制成功并推广了十多种精密光学仪器,协助工业部门建立了几种抗生素的生产,并开展寻找新抗生素的研究,提供了有关建立合成橡胶工业的数据。其他如球墨铸铁、氧气炼钢、精密铸造、耐火材料、陶瓷、高温酵母等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有的已推广应用。

  在配合农业生产方面,根治蝗灾、防治棉蚜、蓖麻蚕饲养、海带养殖地区南移以及植物病害、船蛆防治等都为农业增产做出了贡献。

  科学院对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视。五年来进行的西藏综合考察,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勘察,新疆考察,华南热带资源考察以及1956年刚开始的黑龙江综合考察都为掌握自然条件的变化、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大量工作,对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国民经济建设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如拓扑学、复变数函数论,金属物理学、结晶学、高分子物理化学、酶化学和蛋白质化学、区域地质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高水平的工作。五年来发表专著近400种。

  中苏两国科学院签订科学合作议定书

  10月间,国务院决定派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听取苏联科学家对中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意见,并谈判两国政府间的科学技术合作问题。11月2日,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团长兼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启程赴苏(翌年1月20日回国)。部分团员和顾问已于10月中赴苏做准备工作。国家代表团成员15人中,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副秘书长杜润生,代表团顾问组由科学家60人组成,其中有科学院的科学家17人,他们同时是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顾问。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为竺可桢,团员有杜润生、钱三强、吴学周、冯德培、刘导生、于光远。12月11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合作议定书》及《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关于1958年度科学合作协议》。《议定书》和《协议》对共同进行研究、考察、培养干部和工作人员来往以及科学器材供应等方面均有规定。在合作项目方面,规定了两国科学院1958-1962年间的92个项目,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有70项(在两国政府协议中,还另有由科学院负责或有关的项目)。

  总结国际科学合作交流工作

  遵照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指示,院党组于12月19日向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报送《中国科学院国际活动初步总结报告》。报告概述科学院在1950年至1957年期间,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及24个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合作的情况。八年中,科学院出国571人,其中到社会主义国家414人,去苏联者占299人;接待来访的431人中,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282人。在科学技术合作和学术交流的内容和范围方面,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比较广泛,当时,与苏联的科技合作,对重点的空白学科和现代技术,如原子能、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等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数学、力学等基础学科提高研究水平。八年中,科学院的科学家参加了40多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十多个国际学术组织,对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一定了解,但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仅限于科学家或科学团体之间的相互参观或访问。这反映了当时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范围和水平的局限性。报告最后提出了关于今后国际活动的意见和1958年的国际活动计划。

  进行黄河、长江流域灌区土壤勘察

  科学院在黄河流域进行考察后,考虑配合黄河改造工作,除在西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外,还需在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土壤勘查和研究。经过抽调、培训干部和调查研究所需条件方面的准备,1956年夏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土壤队,与产业部门合作共同进行黄河流域各灌区的土壤测量,为黄河、长江流域规划提供土壤科学资料,并为这一中国重要农业地区提高农业生产服务。两年中,土壤队与水利部合作,完成华北平原、内蒙古、山西的土壤概测17.66万平方公里;与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完成长江流域土壤概测1.50万平方公里。已绘制150万分之一的华北平原土壤图集14幅,二十万分之一土壤图12幅,五万分之一土壤图10幅。已编就并印行的报告有《华北平原土壤概况及改良途径》、《华北平原第四纪沉积物的性质及演变》及《内蒙平地泉区大黑河及旧民生后区土壤的生长发育及分布》等,这些资料已为产业部门应用。通过以上工作也发展了土壤科学。还了解了黄河沉积的复杂性及其对地貌、土壤和地下水的影响。应用土壤发生学理论,划分土类和变种,并研究土壤发生及演变,不但在土壤发生研究上取得进展,并因开展了平原地区农业土壤的研究工作,为后来土壤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作了准备。其次对黄河区域盐土的种类、形成和演变,有了基本了解,对各地盐碱土改良也有了认识。在长江流域方面对水或土壤也有一些新认识。经过综合进行野外勘察、理化研究和定位试验研究后,明确春旱、秋涝和土壤盐渍化是限制华北平原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提出排水是土壤改良的重要因素。

  在工作中不仅为科学院培养了一百多名土壤科学工作者,也为产业部门及各省培养了一批干部,为进一步研究土壤科学准备了力量。

  • 1956
  •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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