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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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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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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谈科学院的方针、关系、干部和组织领导问题
    1月28日,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听取郭沫若作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以及钱三强作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两个报告后发表讲话,他称赞两个报告都很好,肯定了科学院四年来的进步,指出国家有计划的建设已进入第二年,应该将科学事业提到重要地位。为此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要辩证地解决理论与实践、今天与明天的问题。我们发展科学不是片面的,必须两方面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结合,但实践靠理论指导;今天与明天也要结合起来,不能只看眼前。二是关系问题,科学院与大学、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配合联系问题,一方面要合作,一方面要分工。计划委员会、财经部门与科学院如何结合,关系问题必须解决。三是干部问题,高级科学家数目不多但很可贵。老科学家中大多数热爱祖国,因而更应团结。对有贡献的老年科学家的待遇应考虑,科学院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平均待之。四是组织领导问题,科学院如何更好地组织全国科学力量,与各部门配合,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共中央对科学院党组1953年11月报告的批示

  3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科学院党组于1953年11月19日呈送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并将《报告》与《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在党内转发。《批示》的基本要点如下:

  1、阐明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的时候,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促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并帮助全面了解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必须关心科学研究工作,从各方面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条件。

  2、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经过解放后4年多的教育,中国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科学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绩,贡献给国家。在这前提下,首要的任务便在于发挥科学家在科研上的积极性,关心与帮助他们,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安排顺利的条件,使他们有可能集中精力和时间于科研工作,并培养出学生来,把他们的专长传授给下一代。为了使他们安心于科研工作,还必须免除其对家庭生活困难的顾虑。对科学家也应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但必须是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其科研积极性的前提下,而不是以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的。科学家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得不到保证的状况,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着,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坚决予以改变。

  3、大力培养新生的科研力量,扩大科研工作队伍,是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环节。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应认真进行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并建立制度加以保证。每年应选拔一定数量的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去作科学研究工作。在高校招生和选派留学生时,除应有大量学习技术科学外,还应保证相当数量的优秀学生去学习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

  4、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批示》指出,全国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当有适当的分工。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研机构主要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则视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的科学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负责审查上述三方面的科研计划,以便解决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在科研工作中的分工与配合问题。

  《批示》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事业的基本政策,首次提出了建设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包括高等学校和各生产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的方针。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在科技方针政策方面的奠基性文件。

  召开炼焦用煤分类会议

  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炼焦用煤分类会议于3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重工业部所属的各炼焦厂,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所属的各地管理局和矿务局,科学院和产业部门所属的试验研究机构,以及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共65人。会议由李四光副院长主持开幕,听取了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钢铁工业试验所、鞍山钢铁公司等单位的工作报告和关于中国炼焦用煤分类的意见与建议。这次会议统一了对煤分类问题的认识,主要依据可燃性挥发成份的多少、胶质层厚度、各煤种在炼焦时的特性,将炼焦煤划分为气煤、肥煤、焦煤、瘦煤、气肥煤、焦肥煤6大类。并根据地区差异,分别拟订了东北和北方两个炼焦用煤分类草案。会议拟就的分类草案,有助于国家掌握煤炭资源、合理调配与使用焦煤、有重点地安排地质勘探;对黑色冶金工作者判别煤种与认识各煤种在炼焦时的特性,也有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积累不够,这一分类标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组织科学家为国家制订十五年计划提供资料

  国家计委决定制订中国十五年计划,制定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在11月以前,初步确定十五年工业、农业及交通运输业的生产资料指标数字,作为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依据。要求科学院协助制订计划,主要是由有关学科的专家提供意见和参考资料。第二阶段的任务,俟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十五年计划初步确定后,再讨论文教系统如何配合经济计划,制定文教部门的十五年计划。5月29日,院务常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在第一阶段协助工、农、交通运输业制订十五年计划,并着手科学院十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6月间,科学院邀请院内外专家分别举行数理化、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以及水利、电器工业、动力机械等方面的座谈会,就国家经济建设的长远需要交换意见。8月3日,院综合各座谈会的主要意见,向国家计委、文委报送《关于国民经济建设长期计划意见的报告》,并附上钢铁工业等十几份专题报告。在综合报告中,对发展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动力工业、有机化学工业、无机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淡水与海洋渔业、手工业,以及经济区划、土壤分区利用与改良、根治蝗害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为加强学术领导,对院部机构作重大调整

  为加强科学院的领导,郭沫若于1月28日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将在院务会议下成立秘书处,遴选科学家若干人充任秘书,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学部由有关专家组织学部委员会,只管学术领导,不管行政事务;增设人事局,加强对科学干部的管理与培养工作;增设编译出版委员会,负责领导并具体规划全院的编译出版工作。6月3日,院通知成立上述机构,同时撤消计划局。

  按此前制定的《中国科学院秘书处暂行组织规程》,秘书处的工作范围为:研究与综合各单位研究工作计划;了解院内外各部门研究工作情况与存在问题,对各单位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并提出带有关键性与普遍性问题;在科研工作方面的各项组织与联系工作;对全院性学术活动进行组织与联系工作;负责管理《科学通报》的编辑事宜。秘书处秘书长为钱三强、陈康白,副秘书长为秦力生、武衡,秘书有贝时璋、叶渚沛、钱伟长、张文佑、刘大年、张青莲、叶笃正、汪志华。

  为建立学部设立了四个筹委会: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筹委会,主任吴有训,副主任庄长恭、华罗庚。生物学地学部筹委会:主任竺可桢,副主任黄汲清、许杰、陈凤桐。技术科学部筹委会:主任严济慈,副主任茅以升、恽子强。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委会:主任郭沫若,副主任潘梓年、张稼夫。(以上人选为年底的实际到任者)

  酝酿推选学部委员

  6月3日,科学院通知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后改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郭沫若分别任相应学部筹委会的主任委员。7月初,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向全国自然科学家发出645封信,请他们推荐学部委员人选。入选标准主要有三条,即在学术上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方面的作用和忠于人民的事业。社会科学方面,由社会科学部筹委会向有关专家个别征求意见。依据回收的推荐书等进行综合,11月11日,院务常务会议第一次讨论165人的学部委员名单草案,后经向各方面征求意见,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学部等问题的精神,推选人数几经变动。1955年5月15日,院党组向国务院报送235人的名单。5月31日,国务院第十次全体会议批准其中的233人。6月3日总理周恩来签发了国务院命令,公布学部委员名单,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

  提出建立我国计量标准工作的意见

  政务院为实行度量衡公制,决定在国家计委领导下成立标准、权度、度量衡委员会,并由各有关部门参加工作;责成科学院负责原器保管,提出原器保管方案。5月14日,院务常务会议决定由吴有训副院长和严济慈、钱三强、武衡负责参加标准、权度、度量衡委员会的工作。7月10日,院务常务会议听取并讨论吴有训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计量标准工作的意见(初稿)》和《中国科学院关于建立与保管计量基准器的实施办法(草案)》后,决定成立科学院计量基准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并提出原器保管方案、筹备计量研究单位,领导拟先建立的工业标准器的工作。计量基准委员会由吴有训、严济慈分任正、副主任委员,钱三强、秦力生、武衡、陆学善、王大珩、钱临照、蔡金涛、丁西林、方俊、杨肇燫、叶企孙、饶毓泰任委员。10月18日,科学院向国家计委和政务院文委呈送《中国科学院关于建立与保管计量基准器的报告》,提出:鉴于计量范围广和国内力量薄弱,建议先就长度、质量、温度、电位及电阻等方面进行工作,在短期内建立工业标准,即最低级的基准,以适应工业化的迫切需要,逐步达到国际科学标准,并逐渐扩展到其他方面。科学院决定在仪器馆成立长度与质量计量研究小组,由王大珩负责;在应用物理研究所成立温度与电压计量研究小组,由钱临照负责;科学院计量基准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关暂设在应用物理所内。

  与农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土壤肥料技术会议

  7月16日至28日,农业部与科学院联合召开土壤肥料技术会议,着重讨论:(1)农业部提出的“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的问题;(2)院土壤所提出的“土壤分类、调查与制图”问题。会议在北京农业大学举行,出席的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生产部门的专家与专业干部,以及土壤学会各地分会的代表280余人。农业部部长李书城、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全国科联副主席陈康白在开幕时讲话。会议分为土壤分类制图与荒地调查、肥料、绿肥牧草、盐碱土、红壤、土壤速测以及教育等7个组进行讨论,明确了土壤肥料工作各个方面的方向任务,并提出了一些需要着重注意的问题和建议。在这次会议上,恢复成立了中国土壤学会。

  召开中国动物图谱会议

  中国动物图谱是一种通俗的图文对照的科普著作。8月17日至20日,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中国动物图谱会议。会议对动物图谱的性质、目的、要求、编写方法、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编辑方案,推荐了编委会人选。10月16日,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动物图谱编辑委员会组织办法》及委员名单。编委会由王家楫、李汝祺、周太玄、秉志、胡经甫、陈世骧、陈桢、张玺等组成,由动物研究室主任陈桢与编译局副局长周太玄分任主任和副主任委员,张春霖为秘书。编委会成立后积极推动工作,确定了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昆虫三个编辑组组长、副组长和各门类主编;对院外单位承担任务的专家予以经费资助。四年后,《中国动物图谱》的《鱼类》分册首先问世。到“文革”前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动物图谱》已达21册。

  昆虫所提出根治洪泽湖区和微山湖区蝗害的建议方案

  8月和11月,昆虫所先后提出该所蝗虫工作组编制的《根治洪泽湖区蝗害建议(草案)》和《根治微山湖区蝗害建议(草案)》。东亚飞蝗是农业大害虫。蝗灾在旧中国,平均每2—3年有一次地区性发生,每间隔5—7年就有一次大范围发生,主要受灾地区为东部黄淮大平原农业区。这与该平原的“三年一涝,两年一旱”的旱涝相间发生规律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蝗虫为害仍相当严重。院昆虫研究所以昆虫生态学与昆虫生理学两个研究室为主体,组织生态学、生理学、形态学、组织学等多学科协同配合,自1952年起至1954年,在洪泽湖区和微山湖区的东亚飞蝗发生基地设立工作站,并与当地蝗虫防治站协作,采取蝗区生境调查、蝗区定位研究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根治蝗害的全面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改造飞蝗发生地的关键在于治水,即通过拦洪蓄水,疏浚河道,防止泛滥,以控制湖区季节性的水位变化,使沿湖一定等高线下的蝗虫发生基地长时间淹水,不再适合飞蝗发生。同时在不妨碍拦洪蓄水的原则下,开垦荒地,种植水稻,推行轮作种豆、棉、芝麻等,结合深耕细作,抑制飞蝗的生长和繁殖,压低飞蝗种群数量,使不足以危害农业生产。随后的实践证明,根治方案是切实可行的。随着两湖区蝗害根治方案的实施,以及昆虫所与山东省地方合作建立的金山县根除蝗害实验性样板的影响,1959年,农业部在苏、皖、鲁、冀、豫五省灭蝗会议上提出,治蝗的方针,从以往的药剂防治为主改为“改治并举”,除猛攻巧打外,要积极改造蝗区自然环境,迅速根除蝗害。随着研究工作长期系统深入与实践检验,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报告《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成立

  科学院重视中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建院不久就召开过有关祖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会议。本年5月14日,院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组织办法》。9月2日,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力量,进行中国自然科学史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编审有关科学史的论文和刊物;制定培养科学史研究干部的计划。委员会受科学院领导,下设工作室,暂附设于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内。委员会主任委员竺可桢,副主任委员叶企孙、侯外庐;委员有向达、侯外庐、钱宝琮、李俨、陈桢、叶企孙、丁西林、袁翰青、侯仁之、竺可桢、刘仙洲、李涛、刘庆云、王振铎。

  科学院不再是政府部门

  9月15日至28日,全国人大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2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其中不再把科学院列为政府部门。同年11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设立、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宣布,国务院除建立20个直属机构外,还设立8个办公室,其中第二办公室负责文教工作,撤销原设的文教委员会。《通知》称:原政务院所属的中国科学院,不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但工作仍受国务院指导,有关工作与第二办公室(简称“国务院二办”)联系。

  院第一届人事工作会议召开

  中国科学院第一届人事工作会议于9月19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院属47个单位的党员负责人、党组织及人事方面负责人共135人,还有中央有关部委和辽宁、陕西省委,旅大、青岛市委的代表12人。建院以来,全院人数逐年都有较大增长,到1954年年中,总人数已达7180人,其中研究人员1763人。在研究人员,尤其高、中级研究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很少。共产党员主要分布在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他们几乎全部由院外调来,往往沿用在部队或地方的一套方法进行工作,同科学家的关系不够融洽,影响科学家的积极性。为了贯彻3月8日中共中央批示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院党组决定召开这次人事工作会议,实际上也是党的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进一步学习党对科学家的政策,明确党在科学研究机关中的任务和正确的工作方法,以加强党在科学研究机关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题为《正确地贯彻党在科学工作中的政策》的报告。他着重指出科学院党的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如对团结科学家政策的意义认识不足,把团结与改造对立起来;只看到科学家的消极方面,看不到其积极因素;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要求过高过急、求全责备;对科学机关、科学业务和科学家的特点缺乏研究等等。报告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政策和工作方法,号召从各方面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告诫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错误做法;指出在学术问题上,要特别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对不懂或没有把握的问题,要采取谦逊、诚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会议为科学院党的工作,特别是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紫菜生活史研究取得突破

  海洋生物研究室曾呈奎等在9月《植物学报》第3卷第3期发表《甘紫菜的生活史》研究报告,在紫菜生活史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当时,紫菜的有性生殖和果孢子的产生是世界藻类学界早已了解的事实,但是果孢子如何转回到紫菜叶状体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曾呈奎等经实验和海面潮间带观察相结合的研究,发现紫菜孢子萌发后可以钻进贝壳里成长为丝状体;丝状体成熟后,可以再钻出贝壳在一定条件下放散出一种孢子;孢子附着在基质上后,可以长成紫菜叶状体。曾呈奎等把这种孢子命名为壳孢子。壳孢子的发现,把紫菜生活史中空白的一段连结起来,同时,也解决了紫菜人工养殖上最关键的孢子来源问题。6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起来的全人工采苗技术就是在这项成果的基础上研究成功的。紫菜生活史的研究,为中国紫菜养殖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作出了突出贡献。福建、浙江、江苏、辽宁等已成为中国紫菜的主要养殖基地,紫菜年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三等奖。评审意见认为,这是理论研究服务于生产的一个好例子,同时也说明实际问题的根本解决要依赖于理论的研究。

  院长顾问柯夫达到任

  10月13日,院长顾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B.A.柯夫达抵北京,郭沫若设宴欢迎。柯夫达是土壤学家,在盐土和碱土的成因与改良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1951年和1953年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苏联科学院共产主义建设支援委员会副主席,对规划与组织科学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到中国后,他在相继考察科学院京区、华东、华南各研究所和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规划全国科学的建议。他还到黄河流域做了考察。他的夫人随他来华工作,后因心脏病恶化于1955年4月间返苏治疗。柯夫达为了工作,没有陪夫人回国治病。6月26日,夫人病逝莫斯科。6月27日,柯夫达匆促离开北京回莫斯科,由于健康原因未再来华。

  召开第一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

  高分子化合物在现代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它已成为近代工业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之一。同时,高分子科学在近二十多年来已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发展迅速。对聚合反应机理与高聚体结构性能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使得人们能够进一步掌握规律,从而创造出新的适合于工业发展要求的高分子化合物。为了推进高分子化学在中国的发展,10月13日至19日,科学院与中国化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出席会议的有42个单位的93名代表。会上报告了几年来高分子化学的研究工作,展开学术交流,讨论今后工作方向及研究工作的分工合作、人才培养、编订名词与组织编译出版问题等。1955年7月1日,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筹委会与重工业部化工局在沈阳联合召开高分子化学及重有机合成研究计划座谈会,座谈会通过了1955—1958年高分子化学协调计划,并建议科学院组织高分子化学委员会。11月3日,院务常务会议通过《高分子化学委员会简则(草案)》和高分子化学委员会委员名单。1956年1月7日,该委员会改名为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

  陈毅副总理分管科学院的工作

  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0月31日,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决定,陈毅除任常务副总理外,还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1955年5月10日,周恩来召集陈云、习仲勋和陈毅三位副总理再次研究分工问题,确定陈毅分管国务院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至1956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由聂荣臻任党组书记和主任委员,陈毅不再分管科学院工作。

  在分管科学院工作近两年时间里,除了对中国科学院重大问题请示报告的批复外,陈毅先后参加过科学院的一系列会议,如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重要的学术会议或学术性的纪念会等。在这些会议上,陈毅都讲了话或作了报告,阐述党的科技工作方针政策,党组织在科学院如何进行工作,科学工作中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包括正确估计和对待科学家,并为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培养青年干部创造良好的条件。陈毅的言传身教,对科学院的工作有深远的影响。

  召开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

  10月25日至11月3日,科学院在北京召开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会议的单位有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95个单位、465人。这次会议是国内第一次有关金属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会议,就其出席部门之广,专家人数之多,为科学院历来召开报告会所未有。它对金属科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对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的研究论文76篇,涉及钢铁冶炼及加工、耐火材料、球墨铸铁、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选矿、金属物理及检验等方面。会议检阅了金属科学方面的研究力量和几年来取得的成果,展开了学术争论,认识了研究工作中的缺点或不足,明确了金属科学今后若干年的基本研究方向,加强了有关单位间的联系并商定了具体的分工配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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