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李德平（左四）向外国专家介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实验室。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供图

在中国辐射防护领域，李德平的名字像一把尺子：量辐射、量安全，也量人心里的“将就”与“认真”。2025年3月16日，这位中国辐射防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走完人生旅程。

今年11月4日，是李德平百年诞辰。百年之际回望，他留下的不只是辐射防护科研体系，还有科学家精神。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德平的学生刘森林回忆，李德平一生以“较真”著称。从业60年来，他的很多想法被贴上“固执”的标签，后来却成为行业准则。

把“半成品”拼成探测器

1926年，李德平出生在北京清华园。家中书香浓郁，少年时他的书包里总装着一份《科学画报》。他回忆道，翻开画报，看见电火花、真空管，心像被“拨”起来了，特别激动。

科学的种子就此生根。1944年，18岁的李德平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那时，学校里实验仪器少得可怜，他就从生活中寻觅“实验设备”，把玻璃管、电池等摆满一桌，反复琢磨。后来，同学间渐渐传出一句话：“实验谁也做不过李德平。”

1950年，钱三强在清华大学为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物色人才。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推荐了两人，其中一位便是李德平。

彼时，新中国核事业是一张白纸。李德平被安排进钱三强任组长的核探测器组，参与研发辐射探测器。研制该设备所需的玻璃、汞、电子管等材料，样样紧缺。组里的同事便去旧货摊、仓库和其他研究所“淘”材料。

怎么把这些“半成品”拼成辐射探测器呢？李德平把在大学里学到的吹玻璃、抽真空、封石英、焊电路等本领都用上了。没有真空压缩机，他就用脚踏式鼓风器替代。借助汽油灯的高温火焰，他把普通平底玻璃烧瓶一点点收口、拉管、封接，吹制成单级汞扩散泵。

辐射探测器中的计数管需要先将管壳抽成高度真空，再充入特定气体才能正常工作，而当时没有现成的高真空设备，这台土法吹制的汞扩散泵，就是用来对玻璃管壳抽真空的关键工具。

在解决一系列难题后，李德平和同事研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便携式辐射探测器。相关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三等奖。

在李德平看来，条件不足时，首先要自己想办法。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黄晨光回忆道：“李先生常说，用最低的成本，做出最优秀的成果，那才叫本事。他不是反对用好设备，而是怕一上来就等、靠、要。我国核工业起步那会儿，等不起。”

1962年前后，为满足我国第一座生产用重水反应堆“101堆”周围环境测量的需要，李德平带领同事深入现场。当时没有现成的移动环境监测设备，他便借来一辆吉普车，装上气溶胶采样仪，再配上发电机，解决了移动监测问题。随后，他又组织设计、试制出零功率反应堆辐射剂量监测系统并完成安装。这也是我国第一套自行设计、研制并投入运行的零功率反应堆辐射剂量监测系统。

为守护安全寸步不让

1964年，李德平调入核工业部第七研究所（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身）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长（院长）、名誉院长。

和李德平共事多年的同事都知道，他非常重视安全。“辐射防护，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安全这件事，必须较真。”李德平说。

对于排放大型核设施的废水，李德平坚持采用槽式排放方式。废水经处理后，不能直接顺着管道往外排，要先进入贮存槽，混匀、取样、分析，合格了才能排放，不合格就退回去、重新处理。这个环节，他不肯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德平每年主持审查十余项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核安全分析报告。每一次，他都认真、深入、一丝不苟。哪怕被人认为顽固，甚至不近人情，他也寸步不让。

“干我们这行，顺的时候少，难的时候多。难就难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大意，更不能满足，还要习惯被人讨厌、反感。”李德平说，“干这行，还不能缺少忧患意识。项目结束了，别人想到的是庆功会，你却要想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哪天下班了，觉得天下太平，可以松一口气，随后多半会出事。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职业病。不过，倘若没有得这个职业病，多半还没有进入角色。”

李德平把这种工作态度带出了国门。他曾先后担任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主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中国副代表及主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委员会顾问，认真参与审议和制定国际标准，为我国在国际辐射防护领域赢得了话语权。

做传道授业的“蜡烛”

李德平毕生致力于培养后备人才。“老师晚年常说，世上只有一样东西给了别人、自己不会少，那就是知识。”刘森林说，“他就像一根蜡烛，燃烧自己，点亮别人。”

刘森林回忆，在他博士论文开题之初，李德平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1号报告读起，一直读到当时最新的第60号，每周上交阅读笔记。“我不会催你交，但你绝不能糊弄，我会考你。”李德平对刘森林说。

仅第26号报告，刘森林就研读了3周才通过李德平的考核。后来，刘森林才明白，那份报告的内容是用一个个事故和教训换来的，读不透，以后他也可能栽跟头。

刘森林的博士论文聚焦严重事故航空应急监测。他在实验中发现，飞行实验数据与理论模拟结果相差17%。他想把这一偏差当作实验中常见的误差，继续推进论文。可李德平的答复简单而坚定：“不行，找到误差根源。”

此后4年，刘森林反复实验，不断复盘。直到2002年，他终于找到误差出现的原因，使飞行实验误差控制在10%以内，李德平这才同意他毕业。

“李老师不是故意为难学生，而是怕未来在核事故应急场景中，我们给出错误判断。”刘森林说。后来，他也走上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等国际学术舞台，每次准备发言时，耳边总会响起老师的叮嘱：“基本概念不能错，错了会被别国记一辈子。”

李德平育人从不说教。1980年，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26号报告专题培训班在北京举办。彼时，李德平的助手陈明焌刚入职一年，只是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一名助理研究员。李德平鼓励他登台主讲：“你先讲，讲完由我来补充。”陈明焌讲了40分钟，之后李德平又补充讲了一个多小时，在场所有人皆有所获。

在退出领导岗位后，李德平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继续担任《辐射防护》期刊的主编。该刊自1978年创刊，他先后担任常务副主编、主编，稿件终审任务都由他一人完成。无论手头工作多忙，他每个月都会腾出一周以上的时间集中审阅稿件。一篇五六千字的学术论文，他常常写下上万字的审稿意见。

《辐射防护》编辑部主任朱久法对此印象深刻。“李先生总说，他已经不在科研一线了，希望通过审稿让年轻人少走弯路。”

李德平已去，但他留下的那把“尺子”，依旧在稿纸上，在数据里。那些不肯“将就”的瞬间，刻进了后来者的心中，指引他们把“真”字写进每一次测量、每一份报告中。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26-11-04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