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
　　1967年7月底，正值盛夏的北京酷热难当。一天下午，孙家栋在办公室工作，热得满头大汗。彼时，他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从事导弹研制工作。
　　正当他趴在一张火箭图纸上冥思苦想时，有人敲门。来者开门见山：“聂老总指示，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从少年时梦想修大桥，到前往苏联学习航空发动机专业；从回国之初研制导弹，到与卫星结下不解之缘，孙家栋的人生屡次经历转折。但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心从未改变。
　　1958年，孙家栋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2年后成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一毕业就从事导弹研制工作，我想，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孙家栋回忆道。
　　但在1967年的那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为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顺利研制成功，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院长。随后，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
　　1970年4月，当“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着《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孙家栋和一同做研究的同志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相继担任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并参与领导了其他各类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
　　1985年10月，当我国又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后，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向世界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这个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那时，美国和法国垄断着国际宇航发射市场。然而1986年，世界航天界的4次大爆炸，使欧美诸国陷入低谷，却为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为此，孙家栋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在1988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到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在美国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
　　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孙家栋笑道：“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即使年事已高，他仍为中国北斗、探月工程等航天“大事”操劳奔波。他说：“航天是我的兴趣，一辈子也不会累。”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21-06-28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