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教育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现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陈嘉庚科学奖等奖项。曾为北京、桂林、三亚、深圳等城市的规划，特别是旧城区改造整治规划设计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代表作品包括《广义建筑学》等。

吴良镛在营造学社成立80周年大会上讲话

吴良镛（右二）在广州考察

1999年，吴良镛获得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吴良镛在黄山写生

吴良镛指导学生

吴良镛（左）在建筑工地

古色古香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里，满头银发的吴良镛院士缓缓坐下。戴上眼镜、戴上助听器，再检查一遍带来的资料，向记者微笑着点点头……每一个动作都做得扎实有序，一如他对工作的态度。

“请问您对国家大剧院、央视大楼这些带有实验性质的建筑有什么看法？”对这个首先抛出的有些突兀的问题，吴良镛寥寥数语带过，“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老百姓的民居，人的居住问题才是建筑本质、核心的问题”。

倾心教育

“我的作品不多，主要还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

吴良镛1922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幼年的他爱好文学、美术，也曾向往着能造出《红楼梦》中大观园那样秀美的园林建筑。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家人饱尝了流离失所的痛苦。

1937年南京沦陷前，吴良镛跟随兄长先后到武汉、重庆求学。“大学入学考试的最后一天，刚交完卷子，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寇的战机空袭来了。”吴良镛和同学们赶紧躲进防空洞，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母校所在地合川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大片街巷都被炸毁，一片狼藉。”

在这场大轰炸中，吴良镛敬重的江苏省首席国文教员的戴劲沉父子不幸遇难。第三天，他悲伤地告别合川，临行前默默许下宏愿，“将来要从事建筑行业，重新修整惨遭侵略者蹂躏的城乡”。

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读书时，吴良镛在油印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因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

“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看到他从国外带来的建筑领域的最新资料，这让我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不少建筑学知识。”说到梁思成、林徽因这对中国建筑学领域的著名伉俪，吴良镛依然充满感激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良镛协助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工程学系。建系之初，只有林徽因与吴良镛二人执教。1947梁思成返回学校后，逐步在教学中增加了欧美现代建筑的教育内容。

1948年夏，经梁思成推荐，吴良镛赴美留学，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主办的匡溪艺术学院进修。1950年当他获得该院硕士学位时，接到梁思成来信——“新中国急需建筑人才!”他冲破阻挠，几经波折，回到祖国，重新执教清华。

1951年，吴良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重视建筑教育，建议“更有效地更多地培养基本建设的生力军”。他多次提出，建筑专业要与建筑教育相结合，还和北京农业大学的汪菊渊教授联合建议清华大学与北京农业大学合办园林绿化专业，在清华大学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园林规划设计专业学生，这就是后来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前身。

在吴良镛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资力量不断充实，学生数量不断增加，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很快就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教学中心之一。直到现在，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学术带头人，指导着7名博士生。

上世纪80年代，他借鉴西方建筑教育的成就与不足，针对中国建筑教育提出了许多系统的设想与建议，如建立多层次的教育结构，广泛培养多种建筑人才、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与生产实践结合、注意职业教育的地区性等。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8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改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培养出一批批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他所致力开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教学道路，也为推动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问起最让他感到满意的作品，吴良镛谦虚地说，“我的作品不多，主要还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鉴于他在建筑教育领域所作的贡献，1996年吴良镛被授予国际建协教育评论奖。

以人为本

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

从1978年起，吴良镛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既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能适应旧城环境。

他的“有机更新”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体现。

改造前，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是由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随着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棚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41号院的居民。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像菊儿胡同这样的地方，同时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菊儿胡同的改造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

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很多人预料，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吴良镛却表示出极大的热情。

原来，菊儿胡同改造实验的理论准备工作，吴良镛已经进行了30多年。1950年，他对保存完好的崇文门外花市地区胡同与四合院进行了详细调查；从1978年开始，吴良镛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同时开展北京市旧城整治研究；在1979年对什刹海规划方案的研究中，他已经基本形成了居住区整治的“有机更新”和“新四合院”住宅设计方案的思路。1987年，吴良镛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国际学术会议，展示的就是北京旧城整治和新四合院的专题研究。

记者探访了如今的菊儿小区。2层至3层的小楼，白墙黛瓦，对原有树木精心保留，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柔和宁静。青色小瓦砌成的房脊屋檐，又与两边的老房子连成一体，远远望去丝毫不觉得突兀。

走进菊儿小区，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给人以北京传统四合院的严密和层次感。站在院中，感觉极像“长高了”的四合院，3层高的建筑四面围拢一个小院，院子虽小却不觉压抑。

这样一座小院，每天都上演着“老北京”生活图景，出来进去打声招呼，有了困难相互照应……完全没有水泥森林的那种冰冷感觉，这也恰恰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有机更新，就好比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就算是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吴良镛说。

相对于城市的大拆大建“改天换地”，吴良镛的“有机更新”理念更保持了城市的自然生长和延续，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可谓是探索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

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北京的旧城改造，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不仅满足现代生活舒适的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左川回忆说，在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前后审查了六七次之多，费尽周折，为此，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就菊儿胡同一期的设计体量来说，出95张图对于很多建筑师来说不可想象。”

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又获得了联合国“世界人居奖”。21世纪初，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房改造都具有指导作用。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这就是吴良镛的工作思路。不说空话只做实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之路。

寄情工作

“不是说不能借鉴西方，建筑创作也应该标新立异，但在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改革开放以后，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许多城市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谈到这些问题，吴良镛有些愤慨，“不是说不能借鉴西方，建筑创作也应该标新立异，但在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失去建筑的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

吴良镛认为，人居环境应该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过去我们以为建筑只是建筑师的事情，后来有了城市规划，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目前，我们城市建筑方面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我毕生的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就是一个建筑师的追求和情怀。”吴良镛说。

1989年，吴良镛把数十年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心得，写成了15万字的专著《广义建筑学》，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中国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被推荐为“一本建筑师的必读书”。

近年来，吴良镛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参加了北京、天津、厦门、广州、苏州、无锡等城市的总体规划工作，主持参与多项重大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研究项目，如北京西北文教区和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建设、上海浦东规划、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他直接主持的建筑设计项目包括山东泰安的泰山博物馆、江苏南京的金陵红楼梦博物馆、江苏省南通博物馆、曲阜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新校区等。80多岁高龄时，他还不断奔波在各地的建筑工地上，直至病倒在施工现场。

2008年夏天，吴良镛不顾南京炎热的气候，坚持在金陵红楼梦博物馆的工地上现场指导，结果由于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而突发脑梗。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他又奇迹般地康复，重新投入了工作。

“在康复医院住院期间，有年轻的医生知道我是搞建筑的，跑来问我，‘现在我要结婚了，结婚不能没有房子。但房价这么高，您说我该买不该买？’我说，这个太复杂了，我的确回答不了你。”从事建筑业60多年的吴良镛听到这种询问，心情很不平静。

吴良镛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安定的住所，这是社会发展最根本、首要的条件，也是社会的责任。

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不断扩大的问题，吴良镛发表了不同见解，“城市的一切应该为了人民，我们现在常常希望把城市变大，这样就更富有了，或是级别更高、作用更大了，但如果不注意城市规划，单纯地增大一些面积，那么这种大并不好。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必须把宜居、合乎人的需要当做根本的发展目标。”

“建筑学的意义在于不仅要盖好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不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吴良镛的话语掷地有声。

由于工作的关系，吴良镛几十年来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他总结说，“现在保留下来的中国古代建筑，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披沙拣金留下的精品。好好保护、好好研究，在现代建筑规划上有所借鉴，是建筑界亟须做的事情”。

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吴良镛寄情于工作。“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工作上，许多城市管理者经常给吴老打电话，征求他对城市规划的意见。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门来。他总是不厌其烦、亲自接待。”左川教授说。

如今，吴良镛不仅带了7名博士生，给研究生上一门课，还正在编写《中国人居环境史》，承担京津冀区域空间发展研究等项目……他对工作的热情，一点儿也不输给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