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播报
师昌绪,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中科院金属所名誉所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名誉主席、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等。曾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这是我与老伴郭蕴宜合写的《寻梦》长诗中的最后两句。马不扬鞭自奋蹄,我也希望今生能为祖国科技事业做更多的贡献。
我今年89岁,只要不出差,周一到周五,都会去国家自然基金委办公。每天早上8点准时离开家,下午3点返回,连去带回整整8个小时。因为找我的人太多,在家接待不方便,这样效率最高。
在近一个世纪里,我和同时代的科学家一样,走了一条救国、报国、强国的道路,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我的一生。
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我出生于河北保定北徐水县农村的书香门第。小时候经受的战乱,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9·18”事变,那时我刚上高小一年级,日本侵占沈阳的消息传来,我们全班包括教师在内,嚎啕大哭;继而就想,中国必须要强盛起来,才不受人欺侮。
后来,我上了保定第二师范,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学校(《红旗谱》中有描述)。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推动华北自治。当时宋哲元将军领导抗日,用大刀和日本人拼搏。有人说,日本人最怕大刀,不怕子弹,所以我上的第二师范每天早晨都练大刀,就是准备着抗日杀敌。七七事变后,很多人到了后方。因为大家都是离乡背井,所以每次唱到《在松花江上》时,大家都会失声痛哭。
这样的经历影响着我的一生,最终我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读大学选择了矿冶系,后来有机会出国,仍然坚守采矿冶金这一学科领域。
1941年我考入了国立西北工学院,毕业后在四川、鞍钢工作了两年,而后利用1946年考取的留学资格,1948年8月到了美国。在密苏里大学矿业学院,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又到芝加哥附近的欧特丹大学,用两年半读完冶金学博士。攻读博士期间,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我本想博士毕业后就回国,而且当时北洋大学也聘我去教书。但因为战争的关系,美国下令所有学理工的中国留学生都不许回国,于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回国的过程也像一场战争。为争取美国开放禁令,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一方面勇敢地向美国各界人士宣传解说,集体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销禁令;另一方面设法送信回国,要求当时国内的中央政府予以协助。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我们的信成为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真实凭证。
一时间,这些活动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关注,成为各广播电台、报纸的热门话题。后来经过各种努力,放了第一批76个中国留学生,我是其中一个。
麻省理工学院导师柯恩教授看到报道后问我回国的原因,我回答说:“你们美国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而中国正在建设,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
回国后,我被分到中科院。当时的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先生找我谈话,他说可以去上海也可以去沈阳。当然从生活条件来讲,上海比沈阳要好,但我服从国家分配,说哪儿都行。后来我去了沈阳的中科院金属所,在那待了近30年。
那是我精力最充沛的30年。在沈阳,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高温合金的研究与开发。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愈高,效率也愈高。1964年,我国为提高发动机的性能,提出要搞空心涡轮叶片。由于熔点所限,高温合金不能在很高温度工作,采用通空气冷却办法可以降低叶片温度。当时我国没有制造空心涡轮叶片技术,于是金属所与设计、生产单位采用三结合的方式承担了这一任务,不到两年时间便完成了。这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只比美国晚了5年,英国和前苏联那时都还没有。我们开发的技术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了大面积推广,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宏观管理上。我提出了很有创造性的建议,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1984年我被调到北京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主任,一干就是12年。这期间,1986年我又被调到新成立的国家自然基金委任副主任,主管政策局和材料与工程学部。基金委初创期有很大发展空间,我曾提出过多项具有开拓性的意见,并付诸实施。
4年以后,我和其他5位科学家共同倡导成立中国工程院。因为我们感觉到中科院主要面对自然科学家,而今我国重点是发展经济,主要靠的是工程师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地位亟待提高。于是我们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成立工程院,筹备小组组长是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作为副组长之一,我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94年工程院成立,选举了第一批院士,包括我们几个发起人在内,又从科学院学部委员中选出30人,成为两院院士,目的在于加强两院的沟通和联系。
中国工程院完全按照国外的体制运作,院长是选举出来的。我当时已74岁,被选为副院长,照现在的规定是不合格的。在这个期间,我主持了包括国家材料规划、评奖、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的建立与评估,提出国防用碳纤维生产必须立足国内。此外,镁应加速研发、大飞机立项等,我也都是主要倡导人和推动者。这一方面是由于我有高度的责任心,更重要的是我有一颗永不衰退的爱国心。
爱国是一种永不衰减的动力,这一点我的体会最深。我现在的所有动力几乎都来源于小时候形成的爱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爱国应是整个素质教育里面的核心内容,必须从小孩子抓起,让他们熟读中国史、世界史,熟读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的理念,懂得任何一个人、一个群体,要想生存于世界,必须自强不息。
(本报记者陈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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