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于、胡思得：”

一根细细的铅笔，微微颤动，在稿纸的头两行缓慢地写下这个“抬头”。

然而，仅仅是几行字，这铅笔的主人便因乏力和疼痛，额角沁出大滴大滴的汗珠。这一天，他刚刚打完化疗。

时隔近40年光阴，许鹿希仍清晰记得那个场景：1986年3月14日，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她的丈夫——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元勋”邓稼先因患直肠癌动了手术，已无法直接坐在椅子上，却仍勉强“悬”坐在一个轮胎的内胎上，坚持书写一封信。

信的原件，现存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档案室。

谁是“老于”？又是什么事，让重病在身的邓稼先一定要写这封信？

信笺下方，一串神秘的黑点给了记者解惑的索引——

“黑点处代表着被略去的国防机密，指向了一份建议书。”许鹿希回忆。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此时，邓稼先在“抢时间”完成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他要和多年的同事、好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

为什么要加快？

因为，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卫自己、维护和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核大国为了维持其优势地位，可能会做出同意全面禁核试的决定。邓、于两位战略科学家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形势已越发严峻：美国的核试验做了1000多次，苏联接近1000次，核武器研制水平已接近极限，停下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中国当时完成的核试验次数却仅仅只有30余次。

新一代国防战略装备研制正处于最敏感和最关键的爬坡阶段，许多重要的成果和进展虽然胜利在望，但尚未最后拿到手。一旦被迫禁核试，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将遭受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这，就是邓、于二人担心的“多年努力，将功一亏”！

作为邓稼先多年的同事和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全程参与了这份建议书的起草，并负责在医院与研究所两边联络。

那时，同事们都亲切地将邓稼先唤作“老邓”。胡思得回忆，老邓忍着病痛手书，笔迹常显得缭乱，他便负责把其意见整理好，交给于敏、胡仁宇等专家修改，再将修改稿送到医院交老邓一字一句审阅修改。

这封写于3月14日的信，正是那些往返意见中的一封。只是，那天，邓稼先对建议书签名上报方式做出安排后，最后又加了一句：

“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这是邓稼先在工作中罕有的一次谈及病痛，但也只此一句。

许鹿希至今记得，病床上的邓稼先手握密封的信件，对她说：“这份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都重要！”

1986年4月2日，这份重要的建议书定稿，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中央呈报，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18天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他留下最后嘱托：“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这是一份凝聚着国防科技工作者报国情怀、又十分科学客观的建议书，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此后，中国核武器事业走过了一条“十年加快”之路，核武器研制水平实现了极大提升。

199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于敏、胡仁宇、胡思得怀念邓稼先的文章，“十年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建议书的正确性。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那一年的7月29日，中国西部，成功进行了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

确定核试验的“零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这个特别的时间点，完全出于巧合。这天正是邓稼先离开十周年的日子。清晨，试验队伍出发前，胡思得照例要给大家做动员，这一次，他格外动情：

“老邓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一定能成功！”

【感言】稼先的精神常在

2024年是邓稼先诞辰100周年，我很怀念他。

老邓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领导，我与他一起度过了28个年头。

那时我们朝夕相处，是他手把手教我，如何寻找资料、阅读文献；如何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如何调动全组同志积极性、共同解决问题；如何团结大家、关心大家。他不仅引导我走进科研之门，而且在如何做好组织领导工作上给我树立了榜样。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敬业精神，他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就立志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奋斗终身。

“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确是他一生对待事业的真实写照。在病重住院期间，为完成上报中央的建议书，他忍着病痛，满头冒汗，坐在一个轮胎的内胎上艰难地一字一句对建议书推敲、修改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稼先为国家作了很多贡献，但是我觉得建议书的重要性，不亚于那些贡献。

稼先的精神常在，它将时刻激励我们在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作者：胡思得，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24-05-21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