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为中国主导的大科学项目国际合作做了一场“路演”。

　　从大亚湾和江门中微子探测器到新的高能光源，再到建设中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王贻芳说，新兴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并为基础科学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到了。

　　王贻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三十年来，还没有一个大型高能物理项目是一个国家自己完成的。”

　　在14日至17日举办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多国科学家在至少三场活动上为国际合作奔走呼吁。

　　这一切的背景，是国际科技合作在某些领域遭遇挑战。比如，美国能源部去年12月公布一份备忘录，限制其资助的研究人员在新兴技术领域与所谓“敏感”国家展开合作。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阿里·昆萨里在15日举办的一场研讨活动上发言说，仅根据研究人员的国籍选择合作伙伴“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彼得·米切尔森认为，大科学项目的规模和造价使国际科学合作日益不可或缺，但“反全球化”等论调却带来阻碍。

　　王贻芳说，“希望国际科学界能抛开政治等因素，以全球协作的方式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因为“这里存在着共同兴趣、共同收益和风险、共同工具和方法以及共同的问题”，不同项目及课题小组之间的竞争是推动科学进展的动力之一，但项目和小组内部可以有不同国家的人参与，两者并不冲突。

　　英国信息服务企业科睿唯安公司科学信息研究所主任乔纳森·亚当斯也认为，竞争与合作并不矛盾。他对新华社记者说，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研究机构需要招募各国优秀人才，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参与竞争。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发表的有国际合作者的科学和工程学论文中，超过五分之一有中国合作者，居国际合作之首；而中国发表的有国际合作者的科学和工程学论文中，46.1%有美国合作者。

　　被称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与美国费米伽马射线卫星大视场望远镜进行合作，在去年发现了毫秒脉冲星，这正是米切尔森等人津津乐道的合作典范。

　　谈到来华盛顿推介中国大科学项目的原因时，王贻芳说：“单个项目的国际参与度越高，说明其国际认可性越高，这是遴选好项目的有效方法，有利于克服学术偏见。”

　　据他介绍，中国主导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其中十分之一由欧洲投资；大亚湾反应堆的中微子实验超过三分之一的投资和研究人员来自美国，这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曾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2012年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此外，已完成预定科学任务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未来计划与意大利、俄罗斯、瑞典和南非等国开展洲际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大科学项目的国际合作，而王贻芳一直为此四处奔走。结束演讲后，他立马飞赴都灵与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探讨合作，今年3月还将赴日本参加国际未来加速器委员会会议讨论全球合作……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技政策专家卡罗琳·瓦格纳告诉新华社记者，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开放性”，即在各个层面“分享”科技成果。美中两国首先要通过广泛的科技合作来建立互信，而不是等着有互信后再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