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在北京时间8月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对中国碳排放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国碳排放总量比先前估计低约10%～15%，重新核算后的中国碳排放在2000年至2013年间比原先估计少106亿吨二氧化碳，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西方发达国家自1994年以来实际减排量的近百倍。文章的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博士刘竹说：“如果按照21世纪气候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范围的各种排放情景下，中国的排放空间较原来相比增加25%~70%。”
    这项研究首次核算出基于实测数据的中国碳排放清单，其核算的碳排放数值可报告、可测量、可核证，是全球第一套基于同行评议和实测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核算清单。
　　按西方经验测算的中国的排放数据不准确
　　碳排放清单是全球变化模拟、气候模型构建、制定各国减排政策及国际谈判的基础。刘竹介绍，当前国家和全球的碳排放主要由国际机构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方法和能源统计数据进行估算，碳排放数据发布机构包括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分析中心、全球排放数据库等机构。
　　简单地说，国际上对碳排放的计算方法是用不同能源的消耗量乘以排放因子，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单位燃料时氧化的碳量。“各种能源消耗量由国家统计发布，但排放因子用的是IPCC测算出的西方国家的平均值，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基础数据。”刘竹说，“中国的排放数据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科研及政府机构发布，其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估计。”
　　因为能源质量、利用方式等的不同，各类能源的排放因子可能不同，这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碳排放的估算可能是不准确的，“可能会错误估计中国碳排放量”。
　　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关大博看来，这项研究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示范效应，“煤炭也是印度、南非等国家的主要能源，中国的研究可以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样本”。
　　“迄今为止对中国碳排放的最准确估算”
　　这项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4年多。自2011年起，在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合作开展针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碳排放核算工作，统计了中国所有行业部门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排放及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覆盖了中国99%的能源消费量，不仅重新核算了中国能源消费量，更得出了相对准确的中国各能源类型的排放因子。
　　科学家们发现，中国油品和燃气类的排放因子与IPCC推荐值相近，但煤的排放因子比IPCC推荐值低45%。另一项被高估的排放则是水泥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比基于IPCC推荐值的计算低40%左右。
　　中国科学院启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碳收支认证及相关科学问题”先导专项，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数据。中科院上海高等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魏伟表示，这些数据都是经过实际测量得出的。“中国的煤炭中灰分较高，含碳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本研究实测中国煤平均含碳量为54%，但IPCC默认值为75%，”魏伟说，“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煤炭并没有排放那么多二氧化碳。”
　　关大博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碳排放的最准确估算，是气候变化研究等提供了基础数据。”
　　推动相关研究成为国际研究的基础数据
　　在科学家们看来，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仅是要纠正对中国碳排放的不准确评估，更希望中国科学家基于实测数据研发的各类数据库，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国际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特别是中国碳排放研究的依据之一。
　　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介绍，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科学报告等，依据的都是美国和欧盟提供的数据，“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系统的数据，在这方面也就少有发言权”。因此有科学家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项研究中，由贺克斌领衔研发的“中国多尺度排放清单模型”，和中科院碳专项形成的“中国碳排放数据库”提供了主要数据。这一成果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杂志上，也就意味着这两个数据库将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
　　“中国碳排放数据库”已经基本建成，魏伟说，“中科院碳专项将于2015年年底结题，我们会向国家提供一个详细的碳排放技术参数，为碳减排、碳交易和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等提供科技支撑。”
　　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将在法国巴黎召开。碳排放清单是国际谈判的主要依据，这一研究能否为中国争取到更为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0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