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最早在郑州上大学，1985年考上中科院大学研究生后，就一直住在北京。我在北京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并成了中科院最年轻的老师。29岁时，我患眼疾失明，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阶段。然而，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不仅坚持完成中科院的教学工作，而且成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当选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我当选了“北京十大杰出青年”。2013年，我又入选为当年的“北京榜样”。

　　我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见证了我人生最大的挫折，同样也是我跌倒重新站起来的地方。

　　作为一名盲人，我对推动残疾人无障碍工作情有独钟。上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个将盲道和红绿灯的语音导盲ISO国际标准翻译成中文。我还积极参与各项无障碍建设工作，多次前往地铁、机场、剧院、旅游景点、车站等处，体验盲道和其它无障碍设施的状况，呼吁对盲人出行安全的保障。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我当选为北京首届“两岸五地奥运之友”。2007年，我在担任北京奥组委志愿者工作顾问时，将哈佛大学所学公共服务管理知识运用到了志愿者管理和教学中。当时，在志愿者培训中，我负责的是教授“英语”和“跨文化沟通”。我认为，作为志愿者，仅仅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平等待人的心，真诚、善意地对待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无论他是健全的还是残疾的。这些理念及培训，在后来都取得不错的效果。

　　当你在乘坐北京地铁时，是否关注过用英文报的站名？这当中也有我的贡献。2008年，我提交了一份“关于举办高水平奥运会，北京地铁应提升英语报站水平的提案”。当时，北京地铁英文报站有一些不太标准甚至错误的地方，我深感这与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水平不匹配，特别是当时北京奥运会马上要举办了，这样的英文报站水平，不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我的提议得到了北京市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还邀请我前去座谈，随后这一状况有很大改善。

　　现在的北京，在城市道路中，为方便盲人行走，修建了盲道；在建筑物方面，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小区居民楼，修建了许多方便乘轮椅残疾人和老年人出入的坡道和无障碍设施。总的来看，无障碍设施和各类面向残疾人的辅助设施的建设，还有不少可以改进和提升的地方。我看到了很多的进步，同样今后也会不断用自己的努力来推动北京无障碍设施更大的改进。（作者：杨佳，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盲协副主席。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叶晓楠整理）

（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04-07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