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18日，关于“科学十四条”和“七十二条”的报道。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科学十四条”），要求“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科学十四条”总结了新中国10余年科学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大跃进”期间科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科学十四条”中最重要的几点是：1.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2.贯彻“双百”方针，区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3.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提出了“初步红”的标准；4.健全领导制度，明确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科学十四条”是我国科技政策和科技组织管理体制的一个奠基性文件。1961年9月，中科院党组以“科学十四条”为基础，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草案）》，共分为总则、所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研究室、研究工作的管理、研究技术人员、研究生和在职干部的培养、科学服务机构、党的组织和附则10章72条，故简称为“七十二条”。“七十二条”不仅在中科院执行，在其它科研系统也参照执行，构成了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制度规范基础。

　　“科学十四条”的出台与国家科委党组、中科院党组和科研院所基层党组织领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大兴调查之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严重偏差的要求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是中科院上海分院在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的领导下，参照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做法召开“神仙会”，鼓励科学家就“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意见，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上海分院11个所分组召开了一个月左右的“神仙会”。据统计，与会“神仙”共有1244人，其中“大神仙”（副研以上）173人，“中神仙”（助研、工程师）303人，“小神仙”（研究实习员、技术员）643人，行政干部125人（路振朝《中国科学院与“科学十四条”的制定》）。会上反映的各种问题，汇集成六大本简报。上海分院党委以此为基础拟定出了“19条”整改意见。中科院党组随即派干部到上海分院了解会议情况并进行了调查研究。上海分院会议的简报资料和整改意见为“科学十四条”的制定提供了初步基础。

　　1961年1月，中科院党组组织干部对北京的一些研究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在汇集上海分院和北京地区一些研究所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院党组组织起草了“对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草稿）”十五条。1961年2月，院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将“十五条”修改为“十四条”。1961年2~5月，杜润生秘书长、秦力生副秘书长等率队到北京的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蹲点进行整风试点，分组开展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如杜润生先后同蒋明谦、梁树权、蒋锡夔、张斌等9位研究人员进行了个别谈话，秦力生与王葆仁、钱人元、林一等10位研究人员谈话。工作队对“大跃进”期间研究人员的情况和研究所的问题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调查研究。化学所、微生物所调查发现的科学家戴“白专”帽子、专家所长有职无权、一些党员干部的浮夸风等问题触目惊心。在化学所、微生物所整风试点的基础上，杜润生主持对“十四条”作了修改补充。

　　在“科学十四条”文件提交中央审议之前，根据国家科委党组和中科院党组的安排，文件在一些科研单位和科学家中间进一步征求意见。中科院党组还认真收集了苏、英、美等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作为参照。起草“七十二条”时，院党组还向钱学森等数十位著名科学家和科研一线人员征求意见，并将他们的回信编为三集“笔谈”以资参考，吸收了不少合理的建议。

　　正是基于大量认真细致的征求意见和调查研究，“科学十四条”和“七十二条”解决了当时科技工作中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科学十四条”明确了“出成果、出人才”的根本任务后，排除了科技工作中各种不必要的干扰。“科学十四条”提出了“初步红”的标准，团结和保护了一大批科技工作者。 针对一些研究所党的领导干部“浮夸”“瞎指挥”“命令”之风盛行，“科学十四条”和“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既保证了党的科技路线方针政策的认真贯彻执行，又大幅减少了那些科学水平不高的党员干部对科研工作的不当指挥。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科技工作呈现新局面，涌现出一大批重大成果，都与贯彻执行“科学十四条”等有密切的关系。

　　（作者：王扬宗，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1-07-15 第5版 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