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研究员/副所长 陈劭锋副研究员 苏利阳博士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在2009年11月26宣布，中国将在不需要国际援助的情况下采取自主行动，到2020年实现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决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但同时，也有不少国外媒体基于种种理由，认为中国做的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希望中国做出更多的减排承诺。

事实上，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的碳强度目标是在尊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参考“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经验，并出于为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考虑而制定的目标。对中国而言，这一目标彰显了大国的责任，是尽力而为、合情合理的。

 （一）碳排放演化具有自身演化规律

从全球经济发展和碳排放规律来看，各工业化国家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都首先经历了碳强度的峰值，而人均碳排放在没有政策和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工业化阶段，将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9）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跨越碳排放强度的峰值，但仍然远远没有达到人均碳排放的峰值；大部分发达国家在经历的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下，已经接近或者跨越了人均碳排放与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中国的碳强度虽处于下降期，但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降低的空间。考虑到发展阶段、人口增长、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和成本有效性，降低碳强度都是中国首选的碳减排指标。

 （二）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碳强度指标降低任务依然艰巨

除应对气候变化外，中国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发展问题，包括扶贫、就业、区域差距等。中国目前仍旧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农村，超过1.28亿人的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减少贫困人口、增加就业、提高其生活质量和保持社会稳定仍将是中国优先的发展任务。实现这些经济社会目标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仍需继续推进以及巨大的资金投入。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和高效清洁利用、调整能源结构同样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此外，中国还面临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政策管理机制不健全、巨大的地区差异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额外的成本。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任务，其人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并且大部分是非生产性消费，因此，保护气候不仅是其主流任务，而且减排的边际效益也应远比发展中国家高。

 （三）“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经验昭示

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在降低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分别下降了46.5%与45.3%左右，年均下降速率超过4.0%。“十一五”的前三年，在节能减排指标的强力导向下，我国能源强度下降了10.1%，年均下降率约为3.4%，这是在多方面艰苦努力下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能源强度与碳强度在过去近20年的下降趋势在未来5-10年间很难复制，各类低成本增效措施的潜力已挖掘殆尽。即使更多激励政策下，提高能效和碳生产率将会越来越难，成本也将越来越高。无论如何，从“十一五”期间我们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看，如果我们坚持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导向，在国际大环境下，未来他们同样面临着多种机遇，并有越来越多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尽管根据《京都议定书》，中国没有绝对的碳减排义务，但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们完全有信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只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勇气和智慧，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定能实现到2020年降低碳强度的目标，为我国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