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第一阶段的援助，后期的第二，第三期，还有一些人需要心理支持。包括基层干部和中小学老师，因为这些人在灾后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他本身就是灾民，实际上这些人很多时候自己也很痛苦，但是社会赋予他的角色，迫使他们必须承担起组织或者是教育小孩学生的责任。我们在汶川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基层干部非常的疲惫，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创伤之后的症状，失眠等等。这些人也需要心理援助。教师也是这样，汶川地震可以看到一些老师他的孩子去世了，但是他教的班的学生正好和他的孩子年龄相仿，他进到教室里面看到这些学生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他的孩子，他没有办法转过来，学校又需要他完成他的教学任务，可以想象这个老师的内心里压力非常的重，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心理干预。

这次我们在西宁接触医院的一些医护人员，接触一些基层干部，组织这样一些心理援助，这样一些干部，甚至包括像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关的领导，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疲惫，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们责任很重大，所以他要去组织，去执行上级的任务，安排好灾民，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是非常紧急，而且是过去日常工作中没有经历过的，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如果有一天去玉树，我们会进行基层干部的工作。去玉树之前，除了从玉树来的伤员和中小学生以外，相关的干部可能也会成为心理援助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