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学森遽逝，寰宇震惊，举国含悲。兹追忆钱老引领我们开拓、推进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研究二三事，以表达我们深深的景仰与怀念之情。

钱老鼓励、支持我们开拓和研究科学学、科学计量学

作为我国最早著文倡导开展科学学研究的大科学家，早在1977年12月9日，钱老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著名论文，其中指出：“当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的联系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文献研究表明，钱老是我国科学界明确提出开展科学学研究的第一人。

中国科学学的早期组织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先后成立的隶属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 “科学学研究小组”和隶属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的“科学学全国联络组”。赵文彦、李秀果两位前辈主持“科学学全国联络组”的日常工作。记得“科学学全国联络组”成立不久后的一次碰头会上，赵文彦老师非常高兴地把国防科工委钱学森办公室寄来的一包资料交给赵红州老师，打开一看是普赖斯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的复印件。钱老的简短附言告诉我们，该书是普赖斯本人亲自寄赠他的，现在转赠你们。红州和我觉得，普赖斯系美国耶鲁大学医学与科学史系主任，书赠钱老，估计原因有三：一是仰慕钱老的科学威名；二是知道钱老在中国科技界的权威地位；三是通过《小科学，大科学》的传播，促进科学学、科学计量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于是，在征得钱老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给普赖斯写了一封信。没想到，普赖斯很快就回了信，从此开始了我们和普赖斯——默顿和加菲尔德在普赖斯身后联名敬称他为“科学计量学之父”——之间差不多四年的交往和友谊，直到他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众所周知，钱老转赠普赖斯著作，正值科学春天刚刚重回华夏大地；科学学、科学计量学在中国亦只是在萌芽时期。由于钱老的引领，不仅使红州和我占得先机，而且影响和帮助我们下定决心此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的开拓和研究上。

钱老鼓励、支持我们开拓和研究政治科学学

钱老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科学学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叫科学体系学；第二，是研究如何将科学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叫科学能力学；最后（第三），就是研究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以及国家活动的关系，叫政治科学学。”所谓政治科学学，就是科研领域里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把科学当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政治科学现象——来研究的，正像政治经济学，历来是把经济现象当成政治经济现象来研究的一样。

钱老还亲自写信给赵红州教授，要我们研究政治科学学。正是在钱老的指引下，我们不仅发表了多篇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诸如《政治科学学》、《论政治科学现象》、《政治科学学论纲》、《格森事件与科学学起源》、《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等，而且还专门组织过多次“政治科学现象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专题论文集《政治科学现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在1990年第一期《科技导报》发表不久，钱老就给予这篇文章很高的评价，并向同年3月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全体会议推荐，说：“赵红州、蒋国华写的论科学帅才的文章，值得我们看看。”由于钱老荐引，随后时任航空部部长何文治等科技部门领导纷纷来电来信，邀请我们去航空研究院等作专题讲演。现今钱老逝世后，从钱老秘书、涂元季将军回忆讲话中得知，钱老这位科学巨擘眼中，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杰出人才”呢？“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要比一般的专家、院士高出一大截，用他的话说叫‘科技帅才’。” 涂元季说，“按钱老的标准，这样的杰出人才不仅要在国内某一领域位居前沿，而且要在全球科技领域让人一提到就竖起大拇指；不仅个人要具备拔尖的学术水平，还要有本事团结一大批人，统领一大批专家攻克重大的科技难关。”“钱老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与他当时连续几年关注国家各种科技奖励获奖名单有关。”涂元季说，“他看到那些获奖项目涉及的专业很琐细，非常为之担忧。”

我们深感荣幸的是，我们在钱老指引下稍微做了一点工作，就受到钱老的鼓励和表扬。

钱老鼓励、支持我们关注和研究“冷核聚变”现象

在上个世纪末期，世界科学界刮起过自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科学风暴，即由英美两位化学家于1989年3月23日宣称的他们实现了“室温下试管核聚变研究”。弗莱希曼和庞斯在美国犹他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在装有重水的试管里，通过电解，发现了核聚变现象。这一宣告，如同霹雳，震惊了全世界的物理学界乃至相关的科学界。如同历史上任何新生事物的遭遇一样，弗莱希曼和庞斯的“冷核聚变” 现象发现后，也招致了无尽的反对者，其中物理学家的反对尤为激烈。当时，美国很多物理学家都认为，那不是核聚变。

观察思考一年之后的3月17日，钱老在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时，首次公开特别提醒，要注意“冷核聚变”的发展。随后不久，钱老亲自写信给我们，希望能从科学学的角度研究“冷核聚变”现象。我们应命而作，很快一篇题为《“冷核聚变”的科学学思考》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报》（现为《科学时报》）上。我们以科学发现采掘模型及理论，尤其重点研究和分析了自1939年核裂变发现以来的核科学史，特别分析了诸如哈恩、费米等著名大物理学家拒绝或错失发现核裂变反应的历史教训。我们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但愿当代科学家能吸取费米的教训，不要在核换能效应上变成盲人，更不要用‘协同起来的智力把将要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当前，科学家们应当重新记起法拉第的格言：‘电能变成磁，磁何以不能变成电？’冷静下来，向着‘核换能效应’的思路走下去，也许会迎来一个科学的新纪元。”我们的文章和观点发表月余，遭到了部分物理学家的激烈反对。

如今，已经20年过去了，有关“冷核聚变”的研究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许多国家还拨巨款予以资助。“尽管怀疑者有好的理由”，尽管作为新能源的前景也尚未显现，但一系列新的研究进展证明，“已存在非常有说服力的结果支持最初的报道，也有许多新的结果需要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我们的文章是钱老指示我们写的，但世界范围内“冷核聚变”研究的进展表明，钱老的创新精神和远见卓识是高拔群雄的。

国强赖科教，科教惟创新。谨以此文深切悼念钱老，同时也怀念我的恩师、同事和兄长赵红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