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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给我的三封亲笔信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作者 王兴成 发布时间:2009-12-17 【字号: 小  中  大   

  杰出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我们在沉痛悼念他的时候,自然会忆起他在开创我国新兴交叉学科——科学学等领域所创建的丰功伟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学学、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思维科学等新兴学科蓬勃兴起。钱学森先生高瞻远瞩,满腔热情地引领和支持这些新兴学科的成长和发展。早在1977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章,在我国率先创导科学学的研究,成为我国科学学研究的首创者。

  1979年10月,先生在题为《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的重要文章(刊载于《科研管理》第3-4期)中很谦逊地写道:“在读到于光远、龚育之和王兴成同志的近作之后,受到教益,但我又感到意犹未尽,所以再写这篇文字,参加讨论,并向同志们请教。”1979年11月21日,他在科学会堂作关于科学学的专题讲演,休息期间,我自我介绍就是他文章中所指的某人时,他十分亲切地说:“我们今天虽然首次见面,但早有文字之交了。”先生如此平易近人,重视和提携后学,让人感动不已。此后不久,我收到了钱先生的第一封亲笔信。

王兴成同志:

  二十一日在科学会堂见面,未能深谈为憾。

  现附上我那天讲的初稿两篇,请审阅。我也很想听听你的意见,能否约谈一次?电话号码是:*******。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79.11.29

  12月初,我应约前去拜访钱学森先生。当我走进国防科工委大楼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埋头工作。办公室内朴实无华,除了成排的书柜以外,只有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和几张沙发。我们在沙发上落座,谈话立即切入正题。他主要讲述我国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以及工程技术界应如何真诚合作,切实有效地开展科学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他精神抖擞,侃侃而谈,时而高屋建瓴地展望这些交叉学科的发展前景和必将发挥的社会功能,时而深入细致地叙述推动这些学科发展的切实措施和办法。先生渊博的学识使人茅塞顿开,他严谨的治学精神让人敬佩不已。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整个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其间,同时在座的钱先生的秘书、著名系统工程专家王寿云先生从未插话,只在一旁做记录。光阴荏苒,转眼30年过去了,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先生的谆谆教诲仍响在耳边。

  1985年5月初又收到了钱学森先生给我的第二封亲笔信。

王兴成同志:

  拜读了您在《人民日报》的近作之后,又收到萨多夫斯基的《一般系统论原理》赠书。十分感谢,都使我得益。

  我认为这些新发展都可以成为我所说的“系统学”和作为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桥梁的“系统论”极为有用的素材。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9

  又:系统科学的提出实际上包括了系统元理论的思想。

  该信提及我在《人民日报》的近作,系指《跨学科研究的范型——试论系统工程的结构和功能》一文。这是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发表,《人民日报》转载。该文系我学习和钻研钱先生的系统工程论著以及国内外有关文献之后的习作,得到先生的首肯,深受鼓舞。《一般系统论原理》一书是前苏联学者瓦·尼·萨多夫斯基的力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贾泽林研究员牵头,刘伸、王炳文和我共同翻译成中文,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钱先生在信中谈及这些论著,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真诚进行交叉合作和共同开展系统科学研究的殷切期望和热情关注。

  1985年的金秋十月,我荣幸地收到了钱先生的第三封亲笔信。

王兴成同志:

  最近买到您合译的《普通科学学导论》和科学出版社的《苏联科研与开发的人力资源》这两本书,非常高兴;我为您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但这些书只讲科学能力问题,同年初科学出版社的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大体一样。这就避开了科学学作为人类科学技术社会活动的学问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科学技术活动对社会发展与建设的作用。这一问题必须有定量的研究才能把科技工作以及人才培养有机地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计划。而目前只有定性的议论,如《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不定量,说什么一本万利,空的,具体到投资、国家财政支出分配又忘记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了。我以前提议科学学中要有一个分支:政治科学学,就是这个意思,讲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政治、外交等的定量的影响。

  政治科学学的社会科学味更浓了,您那里一定能做不少工作。是吗?

  前承寄来大作复制本及打印本,都收到,谨此致谢!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0.7

  钱先生的第三封信提出了当时以至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科学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科学技术活动对社会发展与建设的作用”。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其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定量研究。他积极倡导政治科学学的研究。此后20余年来,我国科学学界同仁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和积极的成果。这是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

  钱先生给我的三封亲笔信和一次约谈论及的都是学术问题,然而,却透射出一位杰出的人民科学家宝贵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道德风范,这是比学术更加珍贵的东西。先生在科学道路上高瞻远瞩,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学识渊博,学富五车,但依然学而不倦,谦恭待人。他平易近人,提携后学,诲人不倦,精心培养一代又一代学术接班人。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朴实无华,风范长存。我们要学习他广博的科学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爱国爱民的崇高品德,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也是最恒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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