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兰州大学建校100周年文艺晚会上接受采访（2009年9月20日）
与夫人仝允栩同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细胞室学习（1950年美国麦迪生）
美国田纳西大学全体中国同学合影（左四）（1948年4月美国诺克维斯维尔）
在农民麦田里做试验
在家中度过94岁生日（2007年3月30日）
从美国回家后全家合影，中坐者父亲郑子明、母亲董宝瑜（1951年3月常熟东张镇）
中国植物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形态细胞组代表合影（右二）（1963年北京）
执教六十周年暨90华诞学术研讨会合影（2003年）
有这样一个农民子弟，读完小学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准备当学徒工也没成。父亲靠借贷供他上初中，后来成了一名小学教员。工作4年后又考上大学，然后又到美国留学，到36岁终于读成博士学位。
他就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中科院资深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郑国锠。
郑国锠1914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县东张镇。1950年，郑国锠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美国著名的细胞学家赫斯金教授。赫斯金爱才如命，为让郑国锠安心学习和工作，主动给郑国锠的妻子仝允栩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在美国团聚，并住在自己家里。
早年就立志“科学救国”的郑国锠提出要回国，赫斯金依依不舍。但在郑国锠夫妇的再三述说下，赫斯金才表示理解，并将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珍贵的论文合订本送给了郑国锠。
回国后的郑国锠夫妇，接到了天津南开、上海同济等数家高校邀请，但他们最后选择了兰州大学植物系。因为“兰州应该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当时兰州条件很差，坐的是马车，烧的是煤砖，喝的是自己沉淀的黄河水。郑国锠说，“来之前，兰大说能提供有玻璃窗的房子给我们住。来之后一看，原来是纸糊的窗子中央嵌了一块小玻璃。”
当时的兰大植物系只有14名学生，6位教师中两位还是兼职。系里只有一台不能切片的切片机，一个不保温的保温箱，显微镜虽有几架，但性能很差，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的片子也很少。图书只装了半个小书架，全系的图书和切片还不及他带回来的多。
1952年，兰大植物系和动物系合并为生物系，设植物专业，当年就招收学生60名。1953年，郑国锠任系主任，购置了大批设备和专业资料，同时努力培养教师。
政治运动冲击了郑国锠，罪名是“崇美、恐美”。好在过了一段时间，江隆基来到兰大主持工作，郑国锠又开始搞科研。然而文革开始后，郑国锠又进了牛棚。老人感慨地说，可惜了25年的时间。幸亏在被抄家时，资料放在实验室，没被抄掉。虽然表面上不能搞科研了，“其实我偷偷在搞”。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郑国锠焕发了青春。由于郑国锠在1954年观察到的细胞融合现象与经典生物学不符，至今就连发生的原因还在国际上处于争论中。而郑国锠对细胞融合现象持续进行的系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把人类对于这种现象的认识推进了不少。
他首次提出了细胞生物学的概念，在兰大首创了我国的细胞生物学专业。他编写了我国第一本《细胞生物学》全国高校统编教材，连续8次印刷，连印8万余册。他还开办培训班，培训北大等全国众多高校的细胞生物学教师。他主编的《细胞生物学实验教材》，成为生物专业的“经典”实验教材。郑国锠于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科学之路，远非坦途，我所走过的路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他与夫人在上世纪50年代回国时，带了一副扑克牌，至今没有开封。这副有点发黄的扑克，已成了他们的一个遥远的记忆。九十多岁高龄，老人仍然每天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三小时，晚上工作一小时。其余时间除指导学生外，还要看书学习。他说，“什么是享乐？工作。什么是快乐？看到学生干得好”。我国生物学领域的许多领军人物都出自郑国锠门下。他的学生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才20来岁。但是要待在这个“门”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郑国锠身边学习和工作的贾鹏飞说，郑先生对周围工作人员、工人、邻居特别和蔼，但对学生要求十分“严厉”。他带研究生，“只给一把钥匙，自己放开研究”，但是必须要老老实实做事，不浮夸。
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这位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在2004年90岁生日时曾说：“我做的事只是一个科研、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摘自“纷纷雨纪念网”郑国针昌先生纪念馆纪念文章）
我国著名植物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兰州大学生物系原系主任郑国针昌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0月12日15时06分在兰州逝世，享年99岁。
已故的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水教授曾这样评价他的同仁郑国针昌院士：我们深深感到，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给我们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宋寿海1994年在郑国针昌院士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周年时献的贺词。虽然只有短短几句，却勾勒出了郑国针昌院士人生道路与情怀：人生度若飞，所贵志无违。博士留洋得，专家报国归。痴心唯绛帐，笃学尽明矶。淡泊名偏振，山高云自依。
兰州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安黎哲教授：当年高考时，我选择兰州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就是冲着郑院士而来。无论是求学期间还是后来一起共事，郑先生都对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治学严谨，育人有方，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个人品质和科研素养方面都有深刻的指导，使我们终身难忘。他的一本《细胞生物学》培养了几代学子，这些学子中很多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和中国生命科学界的精英。而也正是在先生的呵护和培育下，我校生命学科才能逐步成长起来，形成今天在国内外生命科学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局面。郑先生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生命科学学院郭光沁教授(1984年起就师从郑国针昌院士)：就像失去亲人一样，先生一走我突然觉得心中失去了一座明亮的灯塔。
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侯岁稳教授:在大学时曾带着无比的神圣感捧读先生所著的教材，而工作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参加生命学科领域的学术活动，被问及最多的一句话便是“郑国针昌先生最近还好吗？”一句看似简单的问候，深深地蕴含着科技界和教育界对先生学术成就与人格风范的景仰。
青年教师贾鹏飞(郑国针昌院士全程亲自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同时也是他的科研秘书):“做事要执著，对目标不轻言放弃；工作要严谨，科研上讲求一丝不苟；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能过于计较得失”，这是先生对我一生的教诲。90多岁的高龄时依然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忘我地工作，对待学生的错误格外严厉却从不因之产生成见，生活上极其简朴却把大量的钱用于工作和购买文献，每年定期悄悄向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捐出数额不菲的捐款，先生的这些举动使我深受感染。
2010级细胞生物学专业博士王振宇：第一次和先生见面是研究生面试，当天先生所提的三个问题，有两个涉及诚信，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两个字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
（本文及图片来源均为兰州大学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