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慕孙 （1920年6月24日～2012年11月20日），出生于湖北汉阳，祖籍广东潮州。我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中科院资深院士、流态化学科的奠基人、颗粒学的开拓者。

1939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1943年大学毕业后相继在上海汉堡化工厂和生化药厂任化学师。1945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工系学习。1956年10月回国，协助叶渚沛所长筹建中科院化工冶金所（现中科院过程工程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流态化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1978年~1986年先后任研究所负责人、代所长、所长。

师从先生30年来，他不变的神情，不变的严谨，永不知疲倦地工作，让人觉得这是永恒的，从不会终结，永远会如此。

郭慕孙先生突然离去，尽管事实就在眼前，但一直不愿相信这是真的。送走先生的几天里，脑海中时时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总感觉他仍然在家里忙碌着。先生离去前两天我去看望他，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异常，他依旧同往常一样叮嘱两件事：一是推动介尺度科学，不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放弃；二是把Particuology刊物办好。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先生的临终嘱托。

师从先生30年来，他不变的神情，不变的严谨，永不知疲倦地工作，让人觉得这是永恒的，从不会终结，永远会如此。

先生离去后，我好后悔那天与他聊的时间太短，他一定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完，比如：太阳能如何用于化工过程的加热，如何改变当前一些工程项目基础工作不够扎实的局面，中国期刊如何走向世界，EMMS（Energy-Minimization Multi-Scale）如何进一步扩展其应用等等。

从1983年第一次见到郭先生，至今已有30年了。这30年来，一开始感受到的是先生的严谨；以后习惯了，熟悉了，又感受到先生在严格要求中带有的慈祥；然后了解深入了，感受到先生对待科学那份执著的追求；逐渐又感受到先生在具体指导以外所给予的无形的精神力量。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成绩也好，困难也好，听听他的意见，心情就可以坦然。如今先生走了，除了难以言状的悲痛之外，还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与先生在一起的30年情景历历在目，千言万语在喉，却难述先生的成就、贡献、学术风骨和大家风范。

对于郭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他90岁生日时，我有幸与他的朋友Princeton 大学的James Wei和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CES）的主编Alexis T. Bell为他编辑一本专刊，在前言中，总结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共知。此时此刻，我想我有责任把他的学术风骨和大家风范呈现给大家，尽管这也是很多同行共知的，但或许是纪念先生最好的方式。

敏锐的学术思想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全世界都在关注鼓泡流态化的背景下，郭先生独辟蹊径，把化工冶金所的流态化研究定位在“无气泡气固接触”，并逐步把目光聚焦到快速流化床中的“颗粒聚团”，认为要解决气固传递问题，聚团是关键。他与李佑楚等人建立了基于聚团的快速床模型，进而又安排我研究聚团的成因。当时国际学术界对聚团的存在持否定态度，先生则引导化工冶金所的气固流态化研究聚焦到“聚团”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上，体现了先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聚团现象的研究逐步成为系统的方法，扩展到不同的体系，建立了EMMS计算模式，在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引发了“介尺度科学”的研究。

另一例子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郭先生提出了分级利用煤炭资源“拔头”的概念。他认为把煤炭直接用于燃烧是一种浪费，应该像利用石油一样，先把高价值“轻”组分提取出来分级利用，这就是“拔头”，在80年代提出这一煤炭利用的思想是极具前瞻性的。近几年，煤的分级利用逐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充分反映了郭先生的前瞻战略思想。

还有一个例子是郭先生倡导的微观反应动力学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就提出要用环境扫描电镜研究表面反应的动态结构，虽然这一研究是针对当时认识到的矿物加工中的“失流”现象提出的，但却具有普遍意义。表面反应中反应/传递的影响是当前材料和化工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是“介尺度科学”中材料层次的介尺度问题。30年前的问题，如今仍是前沿，由此可见先生的前瞻眼光。

在郭先生的学术词典中，是没有“跟踪”这一词汇的，他强调的是“独创”、“第一”和“特色”。先生为实验室的题词“注重积累、追求卓越、瞄准前沿、服务需求”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思想，我们应当深入领会先生倡导这些词汇的深刻内涵。

罕见的严谨认真

查阅先生的档案，翻开先生改过的文章，任何人都会为之赞叹。他为研究生修改的文章，送去时那些零散的内容和图表，经过先生字斟句酌密密麻麻的修改后，返回时已成为一篇字句规范、图表清晰、逻辑严密的流畅文稿。有时因改动太多，他担心学生看不清楚，便会把修改后的文稿打印出来返回给学生，字里行间体现出先生严谨认真、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每每翻阅这些材料，对自己都是一种深刻的教育。对比先生，我们对学生做得太少了。先生离开后，重温这些宝贵的资料，不由得落泪，思念中敬佩之情更加强烈。

1986～1997年，先生担任国际期刊CES的编委，在这期间他处理过无数的稿件，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他反复认真修改，直至达到他认为的水准，才送给审稿人审查。经他修改的稿件，有的达11稿之多，在期刊编委中，这种情况绝无仅有。

郭先生就是这样，除了学术成就之外，用自己严谨的学术风范和一点一滴艰辛的劳动，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和尊重。

凡是与郭先生一起参加过学术活动的同志，都会看到先生认真做笔记的情形。无论谁做报告，其要点、内容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从不含糊，并严格归档，直到他去世，无一例外。这并非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时我们有些材料找不到了，只要去郭先生那里，就一定会找到当时的原始材料。

纯粹的学术风骨

学术界应当有学术界的规则，科学家应该有科学家的风骨，这是郭先生一生坚持的信念。先生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气节，让我们年轻一代由衷地敬佩，也因此受到教育。我之所以用学术“风骨”，要反映的是所有与学术相关的问题，都纯粹要用学术原则处理，绝不搞任何违规的事情，从不例外。在我与先生30年的交往中，我看到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以下原则：

第一，奖励荣誉从来不去争取。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就和贡献应当是被大家认可的结果，而不是自己索取的。他获得过多种荣誉，比如，他被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评选为“化学工程百年开创时代”50位杰出化工科学家，事前他自己毫不知晓，而是事后由他的母校Princeton大学告知的。

第二，所有评审（被评或评别人）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事，在他一生中是没有的。他在申请项目时，从来不会找人帮忙，唯一做的是自己下功夫准备材料，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评别人的项目时，仔细审阅材料，做出独立的判断，从不搞人情票。即使为别人写推荐信，也是实事求是、从不夸张。

第三，宽容别人的质疑。对待学术质疑的态度，也表现出一个大科学家的风范。如果你要开展前瞻性的研究，求新求真，你必然会受到质疑。先生面对质疑的态度是宽容的，无论他人出发点如何，总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多找自己的不足，用释疑来化解质疑，这一直是先生坚持的风范。我们开展的EMMS研究，一开始有赞誉，也有批评和质疑。特别是当个别文章中出现质疑时，我们青年人就急于澄清和反驳，但先生的一句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别人想理解我们长期形成的结论实在不易，没必要着急反驳，把自己的工作做扎实了，这些质疑自然就消失了。”多么宽容的大家风范！2004年，随着EMMS的证明，这些质疑自然消失，我才体会到先生当时这句话的深刻含意。对待别人质疑时那种宽容的心态，质疑别人工作时那种平和且有建设性的方式，是一个科学家应当具备的良好素质。

永无止境的科学追求

在学术界，90岁以后还做具体工作的人是不多的，可郭先生在这不多的人中又很特别。他离去前两天，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今年（2012年）他已改过100篇文章了，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吃惊，因为他一生就是这样，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就在去世那天下午，还在做科普工作。平时他每天都是在计算机前工作到深夜，修改文章、查找资料、构思前沿。最近我们写了一本书From Multiscale Modeling to Meso-science — A Chemical Engineering Perspective，就“Multiscale”和“Meso-science”究竟应不应该用“-”的问题，他在网上反复查阅比较，又翻阅了多个辞典，力争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表述。

最近几年，我们有意减少先生的负担，有些事就不让他费心了。但这并没有减少先生的劳动，他总会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比如，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几何动艺》作为科普教材；为研究生开设英文写作课，手把手教青年人修改论文，并把教学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编辑成《怎样写好科技英文论文》一书正式出版。青年人向他学到的不仅是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先生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2003年，83岁的郭先生又创办了Particuology英文刊物，亲任主编。近10年来，该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他逐字逐句认真地修改，这在学术刊物中是少有的。创刊仅5载，2008年就进入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现已居于同类刊物的前列，这凝聚了郭先生大量的心血。

由于先生一直像青年人一样勤奋地工作，在我的感觉中，从来没有觉得他已是年过90岁的老人，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意识到要减少他的负担，提醒先生要承认自己确实年纪大了，生活方式要有所变化，他的夫人桂老师也在旁边劝说，但他总是说：“我已经做的比以前少多了，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每当回想起在他家门口告别时他说这些话的情景，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郭先生学术上的成就，与他开放的思维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密不可分。直到晚年，他还总是时时关注最新的动态，不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青年时代，他试图统一所有形式的气固操作，建立了“广义流态化”理论，这至今仍是大家努力奋斗的目标。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提出“过程工程”的概念，试图统一所有物质的加工操作过程，建立统一的学科。50年后，这成为2001年化工冶金所更名为“过程工程所”的重要依据，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先生和我去中编办解释什么是“过程工程”的情形。先生对新生事物总是充满热情地给予支持，他的心永远是年轻的！

郭先生20世纪80年代就用计算机写书，我们很多青年学生都为他娴熟的计算机使用技巧而惊叹，很多功能也是先生传授给我们的。他用计算机绘制的一些复杂的图形，连青年人有时都办不到。翻开1996年我们组织第5届国际循环流态化会议的程序册，每一个符号都是先生亲自排定的，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排版技巧，更感受到了他付出的艰辛劳动。

郭先生的这些特质和风范，并不需要用华丽的语言去描述，只要用一些日常的例子就能让人感动并受到教育，这就是大家风范。在平日的交往中，无数人受到教育和感染，自然而然地体会到科学文化的内涵，这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郭先生虽已逝去，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先生的学术风范永远为我们所敬仰，我们永远怀念他！

（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艾菁、葛蔚、王维、杨宁、韩永生、王军武、黄文来、何险峰、刘新华、王小伟、王利民、王健、李成祥、陈飞国、任瑛、孟凡勇、李飞等人的帮助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