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施雅风，这个对我而言略有陌生的名字，施雅风，一位在冰雪之中屹立不倒的老人，或许有人同我一样，了解他太晚了…
施雅风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享有“现代冰川学之父”的美誉。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69岁时，考察了南极长城科学站，82岁时，还去考察了天山冰川……他的一生，魂系冰雪！
与大自然抗衡，需要何种勇气与决心？每前进一小步都会面临着生命危险。我不禁想起了《后天》的场景，冰面漫步，屡步为艰，即使再小心还是会踏上铺有薄雪但深达百米的冰缝，即使再不忍，也要承受队友从身边滑落的痛苦。回忆施老的一生，为了更靠近冰川，举家迁往兰州；研究硕果累累，凡事都要躬亲；年届九十，每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严谨的工作态度着实让我动容。家人曾问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份事业？施老回答：“我这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有大苦，也有大乐。我认为，为崇高的事业奋斗献身，吃过苦以后取得的乐，才是真正的乐，才是真正的享受。”将自己的事业作为生命去热爱，值得我们年轻人用真心去体悟与学习。“中国冰川学之父”安详的走了，然而他的精神、成果与品质将永存与国人心中！
他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是中国冰川学之父，是青藏高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冻土、泥石流研究的奠基人……
拂冰心不冷，浴雪骨无华。
这些天，中国科学院寒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主页“穿”上了黑白的素服———中国现代冰川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冰川学之父”的施雅风先生2月13日在江苏逝世，享年93岁。
前日，专程从北京赶到南京送别施先生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院士悲伤不已，这位从甘肃通渭农家走出来的中科院院士是施雅风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施先生亲自培养的院士。
昨日上午，姚檀栋院士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从施先生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学问，更是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冰川逐步退缩，青藏高原的湖泊大范围扩张，草地淹没、牧民受损，甚至会冲毁桥梁和道路，研究冰川学相当重要。”
创建多个里程碑
1919年，施雅风先生出生于江苏海门。23岁那年，他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两年后获浙江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49年，他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务秘书，并参与创办《地理知识》杂志。这位在南方湿暖气候中长大的年轻人不曾想到，他与远在西北的冰川将要结下半个世纪的缘分。
从1958年开始，施雅风率领考察队，先后对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等地的冰川进行了艰苦而带开创性的科学考察。
对于施雅风先生的成就，姚檀栋院士评价道：“他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是中国冰川学之父，是青藏高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冻土、泥石流研究的奠基人，他培养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是推动学术成果与国家需求相结合的重要科学家之一。”
施雅风先生创建了中国冰川学的多个里程碑。
1958年6月，由他组建带队的中国第一支冰川考察队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七·一冰川”———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条冰川，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冰川学。
随后，他带队对祁连山作进一步深入考察，主持编写了43.6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冰川考察报告。
励精图治24年，由他领导的团队在大量野外考察的基础上，编纂完成了《中国冰川目录》———中国的各流域、各山脉和各省份冰川首次有了准确数量。
他组织编写的《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各个山系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和有关冰期环境，特别是2万年前末次冰期盛时冰川遗迹———这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里程碑。
他提出的将高亚洲冰川划分为海洋型温冰川、亚大陆型和极大陆型冷冰川三类，被世界地学界广泛接受并引用。
1973年春夏之交，巴基斯坦境内的冰峰雪峰突然爆发冰川洪水，冲毁中巴友谊之路。施雅风先生提出的波动冰量平衡法与冰川-气候相关法，正确地预报中国-巴基斯坦公路上巴托拉冰川的变化，成功地解决了中巴公路在该地区的线路设置问题，“为国家节省了1000万元的预算，这相当于现在多少万亿了。”姚檀栋院士告诉记者。
现在，姚檀栋院士正在为施先生生前遗愿———建立科学基金而忙碌，“先生用自己获得的科学奖5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他希望国内冰川学后继有人，目前我国的冰川学研究接近国际前沿水平，处于世界第一、第二方阵之间，先生的努力功不可没。”
豪迈而勇敢的事业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在冰天雪地中风餐露宿，是在雪崩冰裂中咬牙攀登，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付出。
是什么让冰川学家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终生？
姚檀栋说：“对冰川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国家的热爱。冰川是气候变化的最敏感指标，环境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冰川学也与水资源紧密联系。冰川学既是科学问题，也是社会需求。”
1957年，年轻的施雅风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在穿过茫茫戈壁时，他看到大西北严重缺水制约经济发展。两天的跋涉之后，他进入山区，见到一片洁白晶莹的冰川悬挂在5000多米的马厂雪山上。这是他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祁连山有那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大片的干旱荒漠。”他意识到应该把冰川之水很好地利用起来。从此，他爱上了冰川。
“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生前，施雅风先生这样说。
那是怎样的一种艰辛？
上世纪60年代，施雅风带队到祁连山冰川带考察，每天天刚亮，他就背着重重的照相机、水壶、冰镐出发。当时设备简陋，没有登山靴，就穿高帮套鞋；没有轻便的羽绒服，就穿粗布老棉袄；没有精密仪器，就用手摇钻和罗盘；没有完整的地形图，就靠自己观察和航片判读。中午，他们掏出简单的干粮就着白开水吞下去，晚上9时返回基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烘干鞋子，否则第二天就没办法穿。在恶劣的天气中，他们每天攀爬6公里的路程那是常事。为了离冰川更近，施先生举家从北京迁到兰州。
上个世纪80年代，70岁的施先生带着姚檀栋院士去考察乌鲁木齐的1号冰川，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个多月，“他和我们在一起吃住，自己也上冰川，几次摔倒。”姚檀栋院士回忆道。
那是怎样的一种豪迈？
1958年7月1日，39岁的施雅风率队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次日，在风雪中他们用电台发电报给中国科学院，提出来为这个冰川命名“七·一冰川”。
45岁的施雅风首次将五星红旗插在海拔8012米、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山峰上。在纵横交错的冰雪裂缝和随时会发生的巨冰雪崩中，他们欣赏长达几千米、宛如冰晶园林的冰塔区，施先生曾感慨：“我们以前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山水非常漂亮，但是桂林山水要和冰塔林来比，那就不好比了，冰塔林那些水晶宫、水晶园林才是真正漂亮。”
69岁时，他登上南极的冰面，考察南极长城科学站，以冰为案书写豪情。
82岁时，他考察了天山冰川，当时有四五年没上冰川的他对冰川日日有着“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思念，因而执意要上去，但几度被年轻人拦下。
“88岁时，他还想着上西藏。”姚檀栋院士说。
施雅风在冰原雪域行进半个世纪，踏遍祖国60多条冰川。与导师一样，姚檀栋院士去过众多冰川，在祁连山的敦德冰帽、西昆仑山的慕士塔格、天山一号和二号冰川、喜马拉雅山脉的达索普冰川、羌塘高原的普若岗日冰原等冰川上都钻取过冰芯。他告诉记者：“在海拔7000多米的希夏邦马峰的达索普冰川上见到的景观最壮丽。放眼望去，几百公里的冰天雪地，有湖泊有冰塔，真的很美。”
那需要怎样的一种勇敢？
在能见度极低的暴雪中坚定地迈出下一步；在刺骨的寒风中钻取冰芯、记录数据；
在被队友从深埋的冰雪中救出后，依然不放弃前行的目标；
在遭遇雪崩、看见队友瞬间从手边坠下时，噙着泪水继续工作。
未知的艰险有多少？没有人知道，因为就算再怎么小心也许还是会踏上铺着薄雪但深达百米的冰缝。
有一次，施雅风在爬坡时被一个突然滑落的巨石压得动弹不得，幸有旁人合力将石头推开。
在祁连山考察时，他把眼镜给队友戴了，第二天早上眼睛因为患上雪盲症而刺痛得睁不开，将近一个星期才好。
家人曾问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份事业？施雅风回答：“我这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有大苦，也有大乐。我认为，为崇高的事业奋斗献身，吃过苦以后取得的乐，才是真正的乐，才是真正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