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因为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很多人才得以第一次记住贝时璋这个名字，才开始痛惜又一位大师悄悄离我们而去。

　　今天一大早，配戴着白花的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见他最后一面，以表达自己心中的祝愿：“贝老，您走好！”

　　作为我国大陆地区最后一位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以及中科院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被称作“世纪老人”，但他一生的丰富内涵，绝非这4个字就能简单概括。

　　他是中国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创建了中国的生物物理学科，开拓了中国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并首创“细胞重建学说”。

　　如山功勋在前，他却从未停下追求科学真理的脚步，甚至在去世前一天，还在与人讨论学术问题。因此，他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的5张博士学位证书，成为该校的“钻石级”博士，太空中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贝时璋星”，中国生物物理学界设有“贝时璋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贝时璋班”……

　　

　　“他是一位战略型科学家”

　　“贝先生在学科发展上强调多学科的交叉；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上他强调先进或深入细致的超前意识；在课题的设计上他强调好的想法。”贝时璋的学生、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前视觉信息加工研究室主任郑竺英这样总结贝时璋的学术思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正是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

　　生命科学的发展，需要和物理学、化学、工程技术等相互结合，在交叉融合中彼此促进。北大医学部生物物理系教授林克椿表示：“如今，这个观点已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所接受，但在上世纪50年代，却是国际上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反对者既有物理学家，也有生物学家，只有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才认识到二者不仅能够而且必须结合起来。而贝老，就是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科学家。”

　　林克椿说，其实他自己原来就是研究物理的。“1956年，我们访问贝老时，他竭力鼓励我们向生物物理方向发展。在他的鼓舞下，我逐渐走入了生物物理学这片新天地。”1981年林克椿发现螺旋状脂质体，并被英国《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登出，引起国际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贝时璋就意识到学科交叉融合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断吸收数理化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其领导下工作。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汪云九回忆说，他在大学时原本是数学专业的，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他坦言，接到通知后如坠五里雾中，完全不知“生物物理学”为何物。“翻遍图书馆资料，查到一个词条：‘研究生命过程中的物理性质……用物理学研究生物……’仍不知所云。后来才知道是贝老有意把学习非生命科学的学子调来研究生命科学。”

　　1958年，在贝时璋的主持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该学科的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这也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设立。同年，贝时璋在中国科大创立生物物理系并任系主任。50余年间，贝时璋的学生中，已经有6人当选中科院院士。当年的超前意识，化为今天的硕果累累。用贝时璋的儿子贝德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战略型科学家。”

　　跨越70年的研究

　　说起贝时璋，一定不能绕过他创立的“细胞重建”学说。尽管至今学界对这一理论还有争论，但它的研究过程，却折射出一代大师勇于向传统挑战、坚韧不拔的科研精神。

　　1982年，在《中国科学》杂志的第9—12期，先后登载了关于“细胞重建”研究的5篇论文。论文的作者，竟是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贝时璋。从最开始的发现算起到此时，已悄然过去半个世纪。

　　时光回溯到1932年，时任浙江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的贝时璋通过对名叫“南京丰年虫”的甲壳类动物的观察研究，发现了一种新现象，并由此提出了“细胞重建”的观点：除了细胞分裂，细胞繁殖增生还有另外一条途径——细胞重建；细胞重建是细胞自组织、自装配的过程，是生命世界客观存在的与细胞分裂并存的现象。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细胞可以重建而不由分裂产生，因为自1871年以来，“细胞分裂为产生细胞的唯一途径”一直被生物学界奉为金科玉律。当贝时璋把关于这项发现的论文发表后，既没有受到责难，也没有得到响应——传统的观念似已成为不易之论。

　　贝时璋有心将研究深入下去，但很快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内迁，时局动荡，科研工作难以继续，而根据他在一篇文章中的自述，抗战结束后“回到杭州，既要教课，又要安顿家小，依旧忙忙碌碌。解放后更忙……虽然在研究单位工作，但我还暂时抽不出时间来从事课题的研究，也不得不暂时放弃感兴趣、时时牵挂着的细胞重建的研究。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安定下来从事研究工作”。

　　“就这样，转眼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想要最终澄清的问题。虽然当时还不能做，可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会去做的。”

　　他终于等来了那一天。1970年，在各种条件的促成下，贝时璋在生物物理所重新拾起了对“细胞重建”的研究。他组织并亲身参与了大量科学实验，进一步证明了细胞重建在自然界的广泛存在，并揭示了细胞重建物质基础之一的暖黄颗粒中存在着染色质、DNA组蛋白等生命物质。

　　他的这一发现，为细胞起源和生命进化提供了重要阐释，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1988年和2003年，《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二集相继出版，“细胞重建”学说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贝时璋的学生郁贤章说，贝老曾向他解释过“细胞重建”学说对于解释生命起源的意义。“他说，如果说生物必须来自生物，那么最早的生命现象是怎样出现的呢？而按照‘细胞重建’的理论，生命现象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组织和自装配过程。在合适的环境里，就有可能发生自组织和自装配过程，也就是生命的产生。”

　　“他从来没有退休”

　　“他从来没有退休，终生都未脱离科研工作。”采访中，当记者提到退休的字眼，贝时璋的秘书王古岩纠正道。

　　在生物物理所工作以后，贝时璋每天走路上班，从他的家到实验室，有2000多步。这段路一走，就走到了92岁。之后，则改为在家办公。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曾在贝时璋百岁寿辰时手书这8个字送给他，而在众人看来，这8个字用来形容贝时璋，正是恰如其分。

　　贝时璋26岁从德国回来，就应邀到浙大筹建生物系，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在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逐步建立起享有盛誉的生物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形势十分艰难，浙大曾被迫4次大迁移。

　　对这段经历，贝时璋的学生杨福愉院士回忆说：“当时他家里也有不少困难，上有老下有小，但贝老先公后私，结果4次搬迁，系里损失不大，而他个人的东西却丢失不少。抗战8年，在极其艰难的战时条件下，生物系的教学与科研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取得不少优秀的成绩，与当时工作同样出色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并驾齐驱，从而使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将浙大誉为‘东方剑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科技领域更是如此。贝时璋便应竺可桢的邀请，到上海筹建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并任所长。不久，又调至北京，负责一系列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基本上已无暇再在实验室进行正常研究。

　　“当时贝老刚在实验生物研究所安下心来，展开研究工作不久。面对国家要求，他顾全大局，勉力从公，无私奉献，为中科院生物学科的调整和发展及当时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杨福愉说。

　　贝德则告诉记者：“爸爸曾反复说过：‘从我个人角度看，我还是喜欢做研究工作，而不大喜欢做学术组织工作。’而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改革开放以后，上级又希望他出来担任领导工作，但被他坚决婉谢了，他终于回到了实验室，去做他一心想做的科研。”

　　贝时璋的家里简单破旧的令人难以想象，因为自从1955年他搬进这所房子之后，就再没有装修过。而在他女儿贝诚的印象中，“爸爸只专心工作，每天都下班很晚，妈妈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当年从上海迁来北京后就放弃了自己的教师工作，而我们是兄弟姐妹4个，家里开销很大，所以日子一直过的很紧张” 。

　　贝时璋活到百岁高龄，却一直没有得过什么大病，最后也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很多人都好奇他的长寿之道，对此，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说，贝老心态一直平和，不争任何利益。这或许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从未停止思考，使他的生命活力远远超出了常人。在后来几年，尽管贝时璋不再去实验室，但一直保持了对科学前沿的关注。每周三都会请一些研究人员到家里来一起探讨学术问题。更令人惊叹的是，在为庆祝他97岁寿辰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他作了关于“纳米科学”的谈话。整个30分钟的讲话，没有讲稿，内容全凭自己对大量资料的分析综合得出。

　　贝时璋曾说：“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科学，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求知求真，为国家做贡献。”而他确以百年人生路，实实在在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告诉世人，真正的大师，应当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