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于2021年12月4日19点40分逝世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吴先生音容宛在、和蔼可掬，他的殷殷教诲仿佛又在耳畔响起……他是循循善诱的老师，也是睿智的长者，他的离去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的引路人。我愿意写下一些文字，希望能给他的家人、朋友和后继者带来些许慰藉。 

　　我是2009年结识吴先生的，那时我负责十卷本英汉对照版《<自然>百年科学经典》的审稿队伍组建工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有位专家诚挚推荐吴新智院士审定古人类学方面的稿子，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请来院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发了一封邀请信，随后和吴先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幸亏他没考我古生物学知识，只讲了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诸如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之类。我小心作答，总算通过了电话考试。在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吴先生没有对每千字40元的微薄稿酬提出异议，只是要求我把他审定的那几篇文章的题目列在合同上，他说自己年龄大了，能看几篇算几篇，不能保证以后还能审。我们本想请他担任这个系列的编委，也被他婉拒。  

　　5年后，我的工作重心从学术转向科普。借每年春节前拜访专家的机会，我试着向他提出合作科普书，于是有了后来改编《人类进化足迹》为《探秘远古人类》的合作。我希望在新书里加一章，请他谈谈个人奋斗经历。他不同意，认为科普书的功能就是介绍知识，不应该带有个人色彩。我解释说，现在时代变了，科普书要有故事性才有人愿意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传过来五六千字。我觉得体量不够凑成一章，便请他对人类未来的进化趋势做一些预测。他表示，进化受环境影响，环境的变化不可预测，故人类进化趋势无从谈起。不过他还是写了一篇《寄语未来》，希望分子生物学的证据能与他用60年时间积累的解剖学证据达成一致。 

　　吴先生担任《人类学学报》主编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编辑，和我是同行，所以沟通起来很顺畅。他对书稿的要求非常高，即便是一个小细节也要反复推敲，还叮嘱我所有改动务必经他过目。稿子发排前，他让我在电子稿上用红色字表示增加的文字，用绿色字表示删除的文字；发排后我索性带着纸稿去他办公室面谈。虽然他在做学问上一丝不苟，但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但凡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他都愿意坐下来与人讨论，对专业外的人士也很包容。我并非古生物学背景，有时提出的问题很外行，但他总是十分耐心地答疑解惑，从来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不耐烦。他说，如果我看不懂他的书，其他读者恐怕也会有同样的疑问。 

　　吴先生很健谈，尤其在谈到与古人类研究有关的话题时，两三个小时不喝一口水，搞得陪同人员也很辛苦。每每总是我先觉得口干舌燥、眼冒金星、大脑停转，在一位年纪比自己大一倍的老者面前败下阵来，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不过我确实收获了很多古人类学方面的知识。 

　　吴先生早年与沃尔波夫、桑恩合作提出的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假说”，因为与基因证据不吻合，长期处于非主流学说的地位。在编校《探秘远古人类》时，我买来时事出版社的《人类起源之谜》作为参考。这本书资料丰富、讲解通俗，在科普读物类别中算得上是畅销书，书中提到“多地区进化论”，但评语是“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古人类化石的粗糙分析和简单地域关系推理基础上的”。我心头一紧，赶忙把书拿去给吴先生看，没想到他竟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平静地回答：“西方人不相信，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信的。” 

　　事情真的不像吴先生想象的那么乐观，《探秘远古人类》出版后，我接触的业内人士越来越多，从吴先生带的博士到古生物领域的专家，多数人对“多地区进化假说”持保留态度，公开表示支持的人比较少。作为《探秘远古人类》的责编，我曾被一位动物学专家告诫：你要小心，这可是非主流观点。一不小心沦为非主流观点的支持者在学术界也许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但论文容易被拒，还会遭到同行的围攻。《探秘远古人类》中讲到，199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用基因研究尼人和智人间差异的文章，为了迎合主流观点，竟然漠视与主流观点不符的数据，只取了一组与主流观点相符的数据。吴先生认为，这说明对基因研究结果的解读也存在主观因素。 

　　后来我渐渐发现，人们对“多地区进化假说”存在很多误会，有可能与媒体为便于传播而使用的简化说法（如“中国人独立起源”“非洲起源说”等）有关。其实吴先生并不反对人类起源于非洲，他反对的是认为一个较近的非洲祖先走出非洲后完全取代了当地原有古人类的“夏娃假说”（又被称为“完全取代假说”，如果简称“非洲起源说”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记得我问过吴先生一个问题：直立人之前的古人类化石只在非洲发现过，最早的人类有可能来自非洲，人类是否多次走出非洲？在各地进化的古人类是不是最早也来自非洲？他平静地回答：你可以这么想，但是谁知道呢？实际上，吴先生要证明的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和繁衍的居民一脉相承，未被20万年前甚至几万年前来自非洲的“夏娃”完全取代，至于这些居民是不是由更早的非洲移民演化而来，并不在他的研究范畴之内，即便确实有20万年前甚至几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夏娃”，她的后代也应该与当地原有的古人类存在基因交流，而不是完全取代。也就是说，在中国生存和繁衍的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说最初是由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石时提出的（探秘远古人类，第153页），吴先生和魏敦瑞都是解剖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新的化石证据发扬魏敦瑞的学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吴先生用一生的时间坚守这个信条，他面对诘难所表现出的笃定和从容是普通人无法做到的。 

　　2015年10月，研究人员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了47枚12万至8万年前现代人的牙齿，说明至少在12万至8万年前，现代人就已经繁衍生息在华夏大地。这个发现据说为“多地区进化假说”带来了新的生机。当我写信向吴先生道喜时，他没有任何欣喜若狂的表现，甚至连信都没回。 

　　吴先生特别喜欢改稿子，他不断地从顶刊中获取给养，把新的化石证据补充到他的理论体系中。起初他告诉我又有某某新发现，所以要在某处改一下，我都积极配合，每次改完之后我还把全书通读一遍，和他商量其他地方是否需要关联修改。然而，改来改去，稿子做到五校，仍无法定稿，我急得得了一场重感冒，后来和他约定重印时再修订，才算说服他让我下厂付印。此后的岁月里。我每年中秋前和春节前去所里探望他两次，逐渐了解到古人类学中有不少猜测的成分，需要不断根据新发现的化石证据修正之前的判断。吴先生身边的人也都知道他有“喜新厌旧”的习惯。每次修订图书，他都让我设法帮他买一些新版的书，但重印书的书号不变，库房通常不加区分，每次我都要托人去库里挑选。有一次我还打着要给杨振宁先生送书的名义请库房帮忙。此言不虚，两人都是安徽合肥人，且有姻亲关系，吴先生确实答应过要给他的亲戚送一本最新修订的书。《探秘远古人类》重印了3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20年5月，那时候我已经要求助于他的助手了。我还问过吴先生对于《探秘远古人类》改版有什么建议，他说最好能把自己的经历融入到知识介绍中，但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做这件事了。 

　　吴先生酷爱自己的事业，参加工作后放弃了所有业余爱好，在古人类学上克尽全功。他性格温和，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喜欢做家务，和爱人从来没有红过脸，三个女儿都非常独立，家庭和睦是他在事业上精进的有力保障。不过他作为吴汝康教授的得意门生，71岁才当选院士，可谓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了。吴先生坦言，自己没有超常的天赋，但他在古人类学领域辛勤耕耘60余年直到辞世的时间长度恐怕很难被超越。2014年，他在86岁高龄仍有新的发现，提出北京猿人不是中国人的主要祖先，大荔颅骨可能代表迄今已经详细研究过的人类化石中对现代中国人的形成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群（探秘远古人类，第156页）。 

　　2020年因为疫情改为电话问候，本想等疫情过去之后到他家中探望，可惜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2021年初最后一次和吴先生通电话的时候，他依然反应敏捷。当时是早上9点，他刚拿起电话就想挂断，说正要去睡觉。我很奇怪，早上9点通常是他开始工作的时间，怎么会要去睡觉？情急之下我说了句不该说的话“人活着不是为了睡觉”，他一贯的机智和善辩突然被唤醒，马上反驳道：“我不是为了睡觉而活着，而是为了活着而睡觉。”接着他解释说自己身体不适，一夜未眠，现在想睡一会儿再去工作。还说手里的工作可能没有机会完成了。我劝他不要太悲观，现在医学如此进步，活到100岁也不是难事，到时候我们还要为您祝寿呢！放下电话，我很是后悔，应该让他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为工作而进行的休息中，而不是用不重要的小事打搅他。真想不到没到年底就听说了他离世的消息，这对于一个对人世充满眷恋且耳聪目明、思维仍然活跃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