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许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机构往往把“非典”仅仅视为外部冲击变量，而不是把“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内生于设定的模型之中，换句话说，他们往往把风险的代价用一个确定的“风险升水”来表示，相当于把“非典”风险看成了可以保险的风险，而这是明显不符合“非典”的实际作用机制的。由此得到的预测结果只能是不准确的，根据这种预测来提供政策建议也只能是误导性的，因为其分析依据根本不符合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我们知道，“非典”已经改变了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和企业的决策和行为，这种改变绝对不是简单地减去一个可度量的数值那么简单。“非典”加大了经济活动的风险水平，所以肯定会加大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这一点会暂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是仅仅扣除交易成本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非典”改变整个经济发展的博弈结构，从而会导致经济增长出现新的均衡解。也就是说，“非典”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会收敛在更高的边际成本上。

    习惯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往往跳不出既有范式的思想禁锢，“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最近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即使是程度很轻的信息不完备也会对均衡的本质产生深刻的影响。更早些时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认为，信息只是一种交易成本，一旦信息的真实成本被计算在内，经济学的标准结论依然成立。但是新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信息经济学分析表明，上面的方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并且由它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经济主体的行为也就会发生变化，均衡解自然而然收敛在了不同的点上，这就是动态地看待问题和静态地看待问题之间的根本区别。“非典”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正在于此。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典”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像有些经济学者那样反过来考虑问题，反过来考虑问题无异于“南辕北辙”。笔者认为，搞清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不然只会导致方法论上的错误，从而使得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设定出现错误，回归过程再准确也于事无补。

    这样以来，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只能围绕所谓的“替代性”展开，也就是说，只能围绕着有效降低“非典”风险的制度安排展开。经济活动必须基于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进行：该“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在降低“非典”风险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政府的那只“抓经济建设的手”应该想方设法打通并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替代性”渠道来发展经济，这样才能把“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通过有效的“替代性”渠道降到最低。理论上的东西说起来总是很轻松，实际的工作做起来会很麻烦。笔者认为，这个时候亟需政府出台一些与此有关的措施，并调整与此有关的经济政策，以正确引导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经济行为，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不用变化。尽管这种措施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却是对付“非典”风险的一种有效的反应机制，当然，也可以算作是另一个层面的深入改革的“契机”。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大势(基本面)是好的，因为我们相信政府的那只“抓防治‘非典’的手”是有力的。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政府能够很快控制住“非典”，尽快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从而使经济增长复原到其内在的水平。信心之于经济增长也是很重要的，这和经济学上所谓的“预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预期”决定了经济主体的选择。恐慌心理会相当于一种风险扩大机制，会人为地加大“非典”的风险，从而使经济增长收敛在更糟糕的均衡点上。

    中国政府和人民战胜“非典”的经验以及相应的改革措施的推进会形成一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意义上的“精神财富”，这可以算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牺牲短期利益来换取长期利益，这样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使政府收入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可以不断降低交易交成本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得以缩小乃至化解，从而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意义上的“国家悖论”。这样的经济增长才能使更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受益，社会也可以藉此得以进步，这才是许多有识之士所认识到的真正意义上的由“非典”危机造成的危难中的机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