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早在“9.11事件”发生前，就有学者指称“经济和安全都已经全球化”，而安全的全球化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但在当时，人们对此却缺乏必要的认识。只是到了“9.11”之后，在目睹和亲身感受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和威胁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了，安全是全球化的基础，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而一国一地受到的安全威胁所产生的冲击波将不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现代经济的特征是开放，而这种开放既意味着利益的共享，也意味着风险的共担。

    SARS危机的到来不仅强化了这一认识，也扩展了认识的内涵。在硝烟和血腥之外，人们感受到了又一种无形的威胁，一种看不见的硝烟。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一个新病毒可以在24小时之内到达世界任一地区，由于现代交通的快速与普及，以及国际间交往的全面与深入，这些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由区域性疾病壮大起来，变成全面发作的灾难，这样的灾难不会局限在某个大陆，它能够在几小时之内传播到全世界。科学家警告说，我们今后将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毁灭性的、不可治愈的疾病，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安全和健康的保证，全球化也可能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利器。

    在SARS横行之际，人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上个世纪初发生的一场全球性灾难。一场始发于美国堪萨斯军营的流感在1918年春迅速席卷美国，并于几周时间内传到欧洲，随后在6月份传到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场大规模的疾病爆发中，只有极少数与世隔绝的地区未受影响，而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即使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也完全无效。令人惊恐的是，这场流感在10个月内造成4000多万人的死亡。而仅仅在几年前，在欧洲爆发的口蹄疫就曾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疾病能使一个国家遭到何等程度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超越国界的，甚至是难以规制的，这一点，在SARS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SARS改变三大关系

    与恐怖主义袭击相比，SARS对人类的伤害更具广度和深度，它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彼此的依赖程度。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说得好，SARS表面上拉开了人们相互接触的距离，但实际上却教会人们，在这个因航空和通信而显得日益狭小的地球村里，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健康和安全已不再是他或它自身的健康与安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和事都将不同程度地为他或它的健康和安全“买单”。

    人们对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观念也在改变中。科学家总是试图告诫我们，改善健康是一件很有好处而且成本低廉的事情，15美元的药品就能治愈肺结核，麻疹疫苗只要几美分，但遗憾的是，人们在对自身的健康呵护方面投入依然有限。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各国应该至少付出每人每年34美元的基本健康开支，但是穷国现在只有13美元，而发达国家是人均2000美元，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人们在健康方面的投入和关注程度也大相径庭。在健康和环境问题上，全球化进程中凸现的不平衡状况表现得十分充分。

    SARS危机也开始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迄今还无法证实SARS的爆发与自然界有多大关系，但却还是让我们意识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失调与失和的危险性，就像乔治·洛奇所说的，“也许实现全球化的最大动力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地球的生命保障系统的重要性——人类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供给人类食物的土地以及围绕并保护着人类的臭氧层均处于危险之中。”

    事实上，自从30年多前罗马俱乐部的警告开始，人们就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人不能以过度剥夺自然资源或长期给自然造成污染负担的方式缩小后代的生存机会。我们必须保证经济的可持续性，使后代也能获得环境资本，这其中包括：保护气候和臭氧层；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森林；维护土壤质量；保护世界海洋；对野生动物手下留情。而这一切都将事关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事关经济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协调机制成为必需

    从全球化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国际安全问题，还是全球生态问题，都需要各行为体通过合作来安排和最终解决。在SARS危机中，这种国际协调与合作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和必要性来。

    在SARS阴影笼罩全球之际，人们也欣喜地看到，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寻求病原体方面的研究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国家间的合作力度也是空前的。仅仅在8天之内，研究人员就找到了导致SARS的病原体，而在7个星期之内，SARS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也已经被解开，而抗SARS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的。这归功于现代科技(包括网络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要归功于全球化带给人们的关联感和依存感。对此，德国专家认为：“疾病同样有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应对疾病全球化的惟一良方就是全球合作。”在他们看来，在此背景下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监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各国应该尽可能地尽快相互沟通，交流疫情，共同协防各类传染病，信息、技术、资源的共享，已成为普遍的共识。

    在美国，一种意识的转变也悄悄地从医疗界开始了。尽管美国的反恐措施十分有力，SARS的威胁也不像它的邻国加拿大那样可怕，但现实已要求美国把国内的准备工作扩展到美国边境以外。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中心主任伯克教授认为，“我们的整体生物防御系统还没有注意到一个方面，那就是国际舞台。到目前为止，很多基金和准备工作都用在重建和支持美 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上了，这是美国优先考虑的事情。而现在，我们需要把处理紧急感 染的措施延伸到国外，关注世界上出现的传染病。我们现在得到的痛苦的教训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微生物都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来到美国。”随着危机的日益加深，一种在外交领域中不多见的合作与协调意识在医疗界开始“蔓延”。包括政界和企业家人士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应该采取措施积极与世界各国的卫生组织合作，并协助训练他国的流行病学家，而且可以考虑在特定区域国家合作建立实验室，紧密与各国优秀实验室交流，从而在全球创造一个传染病网络，“这种投资不仅可以保护美国自身，拯救数以万计的生命，也将有助于改善美国在全球的形象。”

    就这样，人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千呼万唤的一些“新观念”开始得到普遍的认同。正如环保专家所言，“如果我们要避免影响广泛的灾难发生，全球化就必须要超越商业关系，加强在不同国度间政治和市民社会的联结”。而这种联结的日益密切和沟通程度的加深，也势必会最终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组织的地位，影响到未来的国际秩序和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