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6日电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打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更有不少人惊慌失措。这似乎应了一句名言：恐惧的心理比恐惧的到来更可怕。疫病引发心理紧张本属正常，而由于紧张恐惧而乱了方寸，就适得其反了。

    这场“非典”疫情的来临，对我们每个人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都是一个极大考验：考验着国民的成熟度与承受力，考验着政府部门的危机应对能力。疫病当前，我们应采取何种措施克服社会恐慌心理？究竟谁能负起责任的重担，不让病毒、流言甚至恐慌肆意弥散呢？

    日前，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强和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周东丰两位专家。

    疫情来时：恐慌甚于病毒

    记者：恐慌之下，引发不少反常举动。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中学为预防非典，竟自拟药方，100多名学生因过量服用引起药物中毒；北京市一市民为防治“非典”，将3000元纸币放于微波炉中消毒，致使引燃，白白遭受损失。这些“非典”所引起的恐慌现象是否正常？人们的恐慌情绪如何产生，又怎样传播？

    李强：对于“非典”这样的流疫，人们出现一些恐慌、反常行为等，从研究群体行为的角度看，这没有什么奇怪，可以被视为出于自卫的一种生物本能反应。我们将突发事件后人们的无组织反应行为称作“集合行为”。

    “非典”病毒虽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但恐慌等“集合行为”甚至具有更强的传染性。有时候，惊恐的信息造成了群体中的一种气氛或情绪，人们很容易被感染。在恐慌中，人们很容易产生被动接受和模仿行为，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是不假思索就趋同于其他人的行为。

    周东丰：诸如“非典”等突发事件，都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引起全社会普遍的不安，使人们集体处于危机状态中。为了控制疾病，众多中小学停课，各种会议停止，重大考试延期……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断，忐忑不安，紧张和恐惧情绪相互感染和蔓延，脆弱的个体出现心理症状。可以说，许多市民正处于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危机状态之下。

    记者：恐慌现象会诱发何种负面效果？怎样预防？

    李强：对于这种恐慌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非理性”解释，认为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理性程度降低了，于是产生很多“非理性”行为。另一种是理性解释，个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的逃离是源于“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但有时个人理性行为的集合，会酿成群体的灾难。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首先要镇定，不要恐慌，这样就可以阻断“集合行为”的传染。

    周东丰：面对“非典”，人们保持应有的警觉和作出反应均十分正常。但是，只有依靠科学，正确了解和预防“非典”，做到心中有数，不轻信传言，减少或消除恐惧感，才是正确、有效的预防措施。过度恐惧心理反而使身体抵抗力下降。

    主动引导：降低风险系数

    记者：由于听信传言，4月22日，一股抢购风潮在北京各家超市里掀起，北京市商委次日紧急调配货物，并告知市民首都市场货源充足。同时，北京市领导及时澄清了“封城”的传言。购物风潮在两天内就得到了缓解平息。在商品供应非常丰富的今天，也会出现抢购风潮。这表明惶恐之下，个体常存非理智举动。这种恐慌心理从产生、到高峰、一直到平息，内在有什么规律可循？

    李强：人们日常的行为规矩，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突发事件后，恐慌行为在短时间内导致原有的规范暂时失效，形成“无规范”局面。而阻止恐慌行为的关键，就是迅速建立新的规范。研究证明，紧急状态下人们的行事规则，容易受最先行为者的带头作用影响，从而形成“紧急规范”。所以，管理者要尽快表态。此次在应对“非典”疫情中，我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迅速表态，这是恢复规范的最重要因素。

    周东丰：恐慌心理是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共同体验和感受，并具有感染力。这种群体行为有时会引起非理性的举动，加重公众恐慌，会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因此，政府应采取正确的措施，安抚公众的恐慌情绪。

    记者：怎样看待各种传言及小道消息？如何降低其带来的风险系数？

    李强：在小道满天飞的情况下，主流媒介信息的公开、透明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众对主流媒介的信任。研究发现，遇到危机的时候，个人均要获得更为详尽的信息，人际互动的增加必然会使各种小道消息的流传加快。

    我们切不可小视个人之间传播的威力。由于电话、短信、互联网的存在，信息传播速度超乎想象。而个人传播信息时容易出现变形，信息在被“磨平”、“削尖”的过程中就成为失真的信息，或者叫做谣言。为控制谣言，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信息的公开化、信息的透明度，这对公众和政府都是有益的。

    周东丰：流言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现象，尤其是情绪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心理投射。处于大规模的危机状态时，人们希望缩短人际距离，私下交往开始活跃，以消除和释放不安，但也常有流言产生其中。流言具有情绪性和感染性，这就容易形成群体恐慌情感。这时，大众媒体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及时提供透明和充分的信息，从而保证正确的社会知觉。

    修补漏洞：增强群体凝聚力

    记者：此时此刻，“非典”患者正遭受病魔的折磨，可敬可亲的白衣战士正同病魔做殊死的搏斗，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正经历着一场痛苦而严峻的考验。通过与疫病斗争，我们该如何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提高应对危机能力？

    李强：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一个国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应急体系，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包括流疫、瘟疫等。事实证明，我们对这次“非典”所造成的危机确实考虑有所不够，今后理应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和建设。同时，我国的公众也缺乏相应的应对危机能力。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就很强：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地震固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也时刻提醒着人们危机的存在。我曾在日本讲学，有一次正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发生地震，不过听讲的人没有一个起身。晃动过去后，讲课继续。这说明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我国应加强危机的训练，将之作为中小学和大学的一门课程。

    记者：这次“非典”恐慌的爆发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李强：社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各种突发事件，我们应该把降低各种社会事件的危害程度、降低危险系数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突发性疾病灾害，对于任何一种管理体制来说，都是一种检验。对于我们也不例外，通过它可以发现我们的制度空缺和体制漏洞，并不断地修补和完善。

    周东丰：恐慌是人类对于突发事件、压力的一种自然反应，出现恐慌并不一无是处。恐慌、恐惧可以使群体涣散，但也可以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因为恐惧可以使群体成员的联系更为密切。所以，我们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通过抗瘟疫，共渡难关，增强我们民族的内聚力、凝聚力。(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