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他少小离家,在血雨腥风中赴上海求学;60年前,他带着党组织的重托,远渡重洋深造;40年前,他组织研发了“两弹一星”所必需的特种润滑材料以及被誉为“五朵金花”的5项炼油新技术;20年前,他成为首位荣获“马太依”国际科学奖的中国科学家;11年前,他联名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院,并当选首批院士;2年前,他耄耋之年再挑重担,受温家宝总理请托,主持“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
他,就是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两院院士侯祥麟,一位以93岁之躯,站在国家资源战略决策的高峰的科学家。
展开他斑斓的人生画卷,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祖国遇到石油发展上的“困惑”时,侯祥麟总能站在党和人民期盼的目光前,毅然擎缨前行……
红色科学家
192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的一堂化学课上,博学多才的老师旁征博引,讲起爱因斯坦的质能理论,提到原子核中蕴藏着不可想像的威力。16岁的侯祥麟听得兴奋不已。
3年后,带着科学救国的梦想,侯祥麟考入了燕京大学化学系。开学没几天,安静的学习就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
1938年,侯祥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生执著于党的事业,成为我党最早的“红色科学家”之一。
抗战之初,由于日军封锁,前线军需油料奇缺,汽车、飞机都张大了口呼唤着油。急国家之所急,侯祥麟受党组织委派,在后方开始了“一滴血一滴油”的炼油事业。
他从植物油中炼柴油,用煤低温干馏炼油,把酒精掺入汽油作燃料,恨不得把血液都变成油,输送给祖国。
1944年,抗战浮现出胜利的曙光。
“学好技术,回来建设新中国!”带着党的领导人周恩来郑重的嘱托,侯祥麟和一批科技人员漂洋过海,赴美国深造。几年后,他在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科研工作之余,侯祥麟时刻惦记着国家的重托,与华罗庚等进步留学生组织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功动员了一大批留学生回国搞建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日后都成了我国各个学科的开拓者或带头人。而侯祥麟自己,也毅然舍弃了外国优厚的条件,于1950年回到祖国。
千钧重担
“踏上祖国的土地,激动的心情难于抑制。青岛的海滨那么美丽……终于可以为祖国大干一场了!”侯祥麟在自传中这样描绘回国之初的感受。
几年之后,千钧的重担果然落在了他的肩头。
1959年,我国和苏联关系恶化,航空煤油进口被卡了脖子,空军机群眼看就要陷入无法起飞的境地。导弹、原子弹研制所急需的油品更是一片空白。国防安全遭受空前威胁。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命令侯祥麟:“再不把航空煤油搞出来,我就把你们石油科学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油,也同样灼烧着侯祥麟的心。
其实,从1956年,我国已开始对航空煤油进行研究,但平地起家,资料匮乏,发动机火焰筒被油烧蚀这一难关始终无法攻破。
1960年除夕,京城华灯齐放,万家团聚。石油研究院的一座平房内,却弥漫着异常紧张的气氛。由侯祥麟坐镇,一场胸有成竹抑或孤注一掷的试验正在进行。一年多来,他组织20多个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在噪音高达100多分贝的环境下,经历了一次次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如今,检验攻关成果的时刻终于到来!
试验现场,一位美丽聪慧的知识女性显得异常激动。她就是侯祥麟的妻子、试验组的负责人之一——李秀珍。多少个日日夜夜,她与丈夫并肩作战,经历了太多太多失败的痛苦,此时此刻,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阵痛与欢乐袭上心头……一瞬间,李秀珍猛地记起被锁在家中的两个孩子,姐妹俩才三四岁,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试验开始了。巨大的轰鸣声伴随着他们怦怦的心跳,伴随着新年的钟声,等待着那成功的一刻!然而,仿佛迎头一棒,击得所有人目瞪口呆:被烧蚀得满是麻点的火焰筒再次无情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大年初一凌晨,侯祥麟夫妻俩拖着沉重的脚步奔回家中,紧紧搂着睡梦中的女儿,庆幸没有出事。这时,侯祥麟的外甥一大早来拜年,侯祥麟说:“你来得正好,替我们看孩子吧!”说着,夫妻俩又返回了试验现场……
终于,在1961年,喝饱了国产航空煤油的祖国战鹰展翅飞上了蓝天。接下来数年间,“两弹一星”所需的多种特殊润滑油品也在侯祥麟的带领下陆续研制成功。当罗布泊上空升起第一朵蘑菇云时,侯祥麟深感年少时的梦想在眼前成真。
“金花”烂漫
上世纪60年代初,天灾人祸像两双巨手,扼住了年轻中国发展的进程。大庆油田的发现,给举步维艰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崛起的希望。但是,以我们当时被外国戏称为“小茶壶里的玩意儿”的炼油技术,大庆开采出的大量原油根本得不到有效利用。
迅速开发炼油新工艺,成为国家新的战略需求。
侯祥麟再次勇担重任。1962年,石油部召开“香山会议”,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等五个关键的炼油新技术。侯祥麟回忆,当时,由于大家刚看完电影《五朵金花》,又为影片中5位聪慧美丽的金花姑娘深深打动,便将这5项新技术命名为炼油工业的“五朵金花”。在培育“五朵金花”的日日夜夜里,侯祥麟在研究院、实验室和炼油厂之间奔波,大到科研方向、试验方案的制订,小到试验的每个环节,都亲自过问。
短短数年,“五朵金花”便朵朵绽放,并很快投入了工业生产,使我国的炼油技术迅速接近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四大类油品自给率皆达到100%。从此,结束了中国人依赖“洋油”过日子的历史。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侯祥麟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然而,1971年刚刚重返岗位,他便力排干扰,在逆境中继续推动石油科技的发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2年,侯祥麟退居二线,却开始了另一个“黄金时代”。作为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公司的高级顾问,侯祥麟戏称自己是“既顾又问”。他大力倡导技术创新,倾注大量心血,指导培育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石化技术新的“四朵金花”。
如今,“金花”俨然已成为中国石化技术的一个代名词;而侯祥麟的名字,也和这些灿烂的“金花”一起,记入了中国石化技术发展的辉煌史册。
“我和中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侯祥麟在其自述《我与石油有缘》中满怀深情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刊登:《经济日报》2005年9月7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