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再次颁予量子光学，三届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同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领域异常活跃，成果迭出。从激光冷却开始，量子光学近年来已发展出几个重要研究方向：一是实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和超冷原子物理研究，二是超冷原子气体用于研制不确定度达到10-16的原子钟和10-18的光钟。今年的三位获奖人主要是在揭示自然界光的量子本性和寻求激光光谱精确测量上获得新的突破。”日前，在回答本报记者有关如何看待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意义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王育竹先生谈了如上看法。

王院士说，比较巧合的是，此次物理学奖三位获奖人中的两位——美国科学家约翰·霍尔、德国科学家特奥多尔·亨施和上海光机所有多年的交往。1980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激光会议，这也是改革开放后这一重要会议首次在我国召开，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亨施等知名科学家。也就是从那时起，王育竹与亨施和霍尔等有了交往。王育竹先生回忆说，亨施对中国很友好，对中国开展激光光谱方面的基础性研究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他每次来华总要到上海光机所访问并做学术报告。1980年后，亨施和美国的沈元壤教授等大力支持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并参与国际激光光谱等系列会议，他们积极推荐中国科学家在系列会议上做大会邀请报告，好几位中国学者都曾受邀做过报告。王先生说，在这种国际高层次专业会议上做邀请报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国科学家在非线性光学和量子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被邀请做学术报告，这些成果被国际学术界所承认并产生一定国际影响。

鉴于中国科学家在激光光谱学和量子光学方面的一些成果，再加上沈元壤、亨施、霍尔等人鼎力相助，1997年在我国杭州召开了第13届国际激光光谱学会议(亨施和沈元壤是会议召集人)。这也是国际量子光学领域最高级别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几乎全世界在激光光谱学和量子光学领域最主要的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当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的朱棣文等都参加了会议。这些高水平的国际会议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对中国量子光学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亨施和霍尔对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培养也付出了辛劳，给予了很大支持。王育竹介绍说，包括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的马龙生教授在内的多位中国科学家都曾应霍尔之邀，到他所在的美国标准技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大学的联合实验室做过访问研究，并在那里受到很好的科学训练。马龙生教授在激光光谱研究方面曾做出过很好的研究工作，当他参与了霍尔的实验研究后，马龙生更是硕果频频。王育竹院士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马龙生等中国学者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对霍尔和亨施最终获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对霍尔在“光频梳”技术方面助益很大，所以霍尔教授特意邀请马龙生教授夫妇参加前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本年度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亨施任所长的马普学会量子光学研究所也接待了包括王育竹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访问和合作交流。

谈及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中国科学有何启示时，王院士说，亨施和霍尔这两位科学家都非常典型，属于那种在某一科学领域长期努力、不断攀登的科学家。他们差不多都是倾其一生在做一项工作。如亨施一开始做氢原子光谱，为了达到频谱的高精确度测量，不断追求如何在光频段测量精度达10^-15量级，因为微波频率测量精度可达10^-15。因此，就产生了如何将微波段测量频率的精确度扩展到光波段的设想。亨施和霍尔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光频梳”的测量方法。未来利用光梳有可能使频率测量达到10^-18，一旦达到这一步，就有可能对众多的(一些)物理现象做出新的认识。这两位科学家的基础非常扎实，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堪称一流，特别是霍尔的实验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为了提高时间测量的精确度，他们可谓呕心沥血。

王院士说，科学上凡有重大的成就无不是研究者心无旁骛、潜心研究，数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这次的诺贝尔物理奖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浮躁是原始创新的大敌。如果我们科学界不能力戒浮躁，如果我们只期望一旦投入很快得到结果，那很难有大的贡献。另外，基础研究应得到稳定的支持。基础研究做不好，科学上要有所突破是很困难的。

刊登：《文汇报》2005年12月12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