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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周光召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第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被10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在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世界公认他是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投入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记者：近年来，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希望中国的科技能够很快取得突破，媒体上关于创造诺贝尔奖成果的呼声和决心时常可见。在满怀希望的等待中，有人认为，我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光召：在过去，中国科研确实有很多条件是不具备的，现在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可以说，我国科学界的物质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已经算是较好的了，现在科研经费已占GDP的1％。我们有些实验室的条件比起一些先进国家也不差了。我最近看了几个地方的实验室，都是由一些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建立的，科研条件之好令他们的老师都感到惊讶。所以我认为，投资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绝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不能说在投资不够的情况下就做不出世界最高的、最重要的成果。

记者：世界上重大的科技创新，是不是都是在投资强度很高的条件下产生的？据说您对此做过一项调查，您得到怎样的结果？

周光召：我发现，艰苦的环境中未必不能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20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和DNA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物质条件不是太好的情况下产生的。爱因斯坦发明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他连找工作都非常困难。他是在业余的情况下发现了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是在1925年的德国发现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了，那时正是德国的物质和经济条件最困难的时候。DNA双螺旋结构是1953年在英国发现的，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记者：既然物质条件不是取得科技突破的充分条件，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周光召：有了基本的工作条件，最重要的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大到对一个国家，小到对一个人都至关重要。

我曾经在芬兰深深感受了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天下午，我们去一个住在郊区的芬兰朋友家，在整个山头都看不见任何别的人家。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5点多的时候，那个朋友宣布要降国旗，让我们大家都站在门口。他告诉我，每天上班之前他要升国旗，回来后就降国旗，是完全自发的一种行动。虽然那位朋友工作的大学比不上哈佛或牛津有名，但却为像诺基亚这样的大公司培养了很多领导人才。

从这位朋友身上，可以看到精神力量已经转化为一种毅力和意志：要让芬兰在世界上站起来。不需要很多口号，但那里的人们却能够身体力行，长期坚持不懈，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一种风气，一种文化。

记者：您是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功臣，您是否认为，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除了靠技术，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力量？

周光召：这确实是精神力量胜利的典范。“两弹一星”研制者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地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些科学家回国的路途遥远而曲折。如钱学森排除美国当局的种种干扰，在被无理滞留5年之后才回到了祖国。

所以我认为，中国在下一个阶段能不能真正站到世界的前列，除了要为我们的科学家继续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年轻人在开始进入科研领域时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变成为科学而献身的一种精神和责任，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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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唯实是科学精神的精髓

记者：科学精神的内涵包括什么？

周光召：科学精神有许多内涵，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求真、唯实，也就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我们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就不能迷信权威，必须具有怀疑的精神。比如说克隆，过去权威就下过结论：动物是不能克隆的。就在动物细胞被成功克隆的前一年，我曾经问过一些生物学家，我说植物的细胞是全能的，动物细胞为什么不是全能的？他们说这已经被下过定论。而一年后，动物克隆就成功了。

我们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就能够既尊重别人，又敢于学术批评。如果做到这一点，一些青年科学家的创新火花就会受到权威们更多的关注，不会胎死腹中，科学家们就不会因申请科研项目、评职称的顾虑，而不敢挑战权威。

我们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就能够杜绝学术造假现象。

现在也有人随意去打破成规，动不动就宣称能打破能量守恒，诸如水变油之类。这些人连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没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打破旧的东西是有条件的，因为旧的真理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始终是真理，在其条件适合的范围内永远不可能被打破。如爱因斯坦要打破牛顿定律，只能在速度很高的时候才能成功，在通常的速度下，牛顿还是对的。

当然，要使一个人能够从关心个人局部的、暂时的利益到能够真正去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这需要一个很长的锻炼过程。这种精神应该从小学就开始培养。

学科交叉孕育科技突破

记者：据我所知，您多次强调学科交叉对科技突破的重要性，大力支持中科院成立了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想法。

周光召：先给你讲个故事听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被公认是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现，其发明人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另一位对这一发现贡献也很大的女科学家富兰克林却被遗忘了。这4位科学家中只有沃森毕业于生物专业，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毕业于物理专业，而富兰克林则毕业于化学专业。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在同一时间在两个不同的课题组致力于研究遗传基因的分子结构。在既合作又竞争，充满学术交流和争论的环境中，发挥了各自专业的特长，为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是科学史上由学科交叉产生的一次重大科学成果。

为什么说富兰克林贡献也很大呢？

事实上，当年沃森和克里克是看了富兰克林拍摄的DNA晶体衍射照片后，才得到了关键性启发，从而赢得了重要的时间差。

记者：回顾这段充满合作与竞争、突破与创新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启示？

周光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由学科交叉产生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有力例证，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一是将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应用到另一学科的前沿，能够产生重大的创新成果。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二是科学的发现有一个知识不断积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善于学习和鉴别，对已有的结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选择地继承并且加以发展，才能做出重大创新。重大的科学发现不会孤立地出现，在它之前必然已经有前人大量的探索，只有掌握了前人发展的全部关键知识，又不盲从，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抓住机遇，实现突破。

三是要敢于竞争，更要善于合作。

记者：我国培养的学生存在知识面过窄的问题，很多学生在大学阶段就选定了一个很窄的专业方向。您认为我国应采取哪些措施促进学科交叉？

周光召：我们应该看到，科学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将更多地呈现交叉和综合的趋势，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会不断涌现，重大的科学发现一般在学科交叉的生长点上出现。我们国家目前的科研环境还不够理想，要创造学习型组织模式，激励科学团体内部不同学术思想通过竞争、选择、优化、融合而不断进化。同时从政策上要改进评价体系和经费分配方式，改革个人收入与科研课题经费挂钩的做法，抑制急功近利和课题越变越小的单干倾向。从舆论和政策上要反对近亲繁殖，权威把持，坚持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要在强调专业深入的同时，加强最新科学成果向周边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应用，经常向专业人员进行扩大知识面的教育。要创造条件，鼓励不同学科专业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推动他们针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跨学科探索和合作。要提倡民族精神特别是青年的自信心和团队精神，敢于向权威挑战，通过学习和首创达到超越。

单位：经济日报社

刊登：《经济日报》2003年9月2日、2003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