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基础：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完美！”“非常出色！”4月26～27日，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举行的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和外籍青年科学家工作交流研讨会上，《科学时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外国专家，当被问及对“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的感受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将溢美之词脱口而出。

这两项计划是中科院于2009年推出并实施的，而这次参会的正是刚刚受聘不久的外籍科学家代表。

4月26日，在交流会上，专程赶来看望外国专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讲话中强调：“当前各国共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大挑战，迫切需要各国科技界加强合作，不断拓展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共同解决重大科技问题。”

这段话点明了这两个计划的合作背景与科学意义。在交流会上，分别有9位特聘研究员和青年科学家针对自己的学科和合作情况进行了主题报告。

他们的报告明显表现出“各国科技界合作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的大趋势。

上海生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澳大利亚籍专家Peter Michael Gresshoff介绍了他在豆科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该研究涉及人口、土地、食品以及燃料安全等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他在报告中指出，随着生物、基因技术的变革，豆科植物的生物技术将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动物饲养、人类食品。一方面可以解决对燃料的需求，解决人类对蛋白质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人类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美国籍专家Robin D.Rogers的研究领域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离子液体”，这种化学工程带来的新技术，主要特点放在了“绿色”方面。而这个可以广泛应用于工程、工业、材料、医学领域的新技术，也把环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走遍了南北极地的瑞典籍专家Jonas Olof Sommar是中科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外籍青年科学家，他正致力于寻找一种方式检测全球汞污染，开发汞资源。目前他的工作集中在我国南方地区，在交流会上他和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进展。

“全球共同关心的话题”是合作的基础也是合作的价值，这在一些非常基础的研究领域也有所体现。英国籍古生物学家Christopher Richard Hill，是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他研究的是一种在中国和西班牙发现的极有代表性的被子植物化石，而且这种古植物依然以现生植物的形态在中国存在着。

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德国籍青年科学家Monika Heiner正在中国合作导师的指导下，致力于解释“为什么人类的基因数量比预想的要少得多”的问题。目前人类的基因数量已经被确定为2.5万个，这比以往人们预想的要少很多，Monika Heiner报告了她的研究成果：她发现一个基因可以变成很多RNA。她认为，这个结果为上述疑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报告会的安排兼顾了学科领域、学术问题的平衡，对在座大多数中外科学家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一位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兴奋地说：“听材料科学领域的报告，我平生还是第一次！”

合作舞台：在中国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

在会议间歇，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吕永龙讲述了一段他的经历，让人印象颇深。

在这两个合作计划起步之初，申请与遴选工作尚未开始就引起了极大关注，在国外受关注的程度甚至超过国内。一时间，外国记者纷纷与国际合作局联系要求采访。一些记者对项目启动的时机有质疑，对我国科研环境的吸引力表示疑问。

其中，一位外国记者的问题相当尖锐，他问吕永龙：“你为什么认为时机成熟了？你认为真的会有人来申请吗？”

事实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从2009年的申请与遴选工作上看，申请者相当踊跃，甚至有50%的申报者未入选。

目前已经入选的159位特聘研究员都是迈过了遴选的“高门槛”的优秀科学家。他们要在国外有一定的科研成就，他们的工作必须位于领域前沿，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单位也要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并能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且他们必须每年在中国连续工作两个月以上……

2009年9月受聘为特聘研究员的弗雷德里克·坎贝尔，与中国的合作经历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时他第一次和同事到中国来考察合作的可能性。当时他还有些担忧，因为他期待与中科院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的领域涉及对地观测，他认为这或许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开放的中国欣然表示出合作意愿，他与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的合作关系也从1995年正式建立起来。

“每个人都想寻求合作伙伴，都希望加入一个计划。”坎贝尔说，“特聘研究员制度为这种心愿提供了舞台，并进一步深化了合作方式。”

十多年的合作经历，在当天到场的特聘研究员代表中算是短的。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新西兰籍的特聘研究员Susan E. Gardiner表示，她与中科院科学家已经交往、合作了40年的时间，而她所在的新西兰植物和食品研究所与中国的交往更是可以追溯到60年前。

古生物学家Hill与我国的交往也已有40年之久。很多特聘研究员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使自己认识了更多同领域的科学家，搭起了与中国科技界沟通的桥梁。”

吕永龙认为，这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证实了“时机”成熟。我国科研条件的改善，是这种时机成熟的一个“硬标志”。与以往不同，这次学术交流会除食宿外并没有选择宾馆、会议中心作为会场，而是将场所放在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中科院的研究院所大多已经具备举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基础设施条件。同时记者在随专家参观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我国科研设施表示出了赞赏态度。很多长期与中国合作的专家表示，国内的科研装备条件已经能较好地满足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

同时，在吕永龙看来，这种合作舞台所提供的好处是双向的，特别是在“软环境”上，国内科学家和研究生受益更多。这种受益，在他看来首先表现在学术氛围的改善上。

近年来，我国的学术氛围较为浮躁，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学术界正致力改善的问题。这些外国学者大多在自己的领域潜心工作多年，有着专注、沉静的科学态度，他们带着这种态度在我国长期工作，可以为我国的科学环境带来一种清新的风气，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善我国的学术氛围。

此外，语言环境的国际化，也是这些特聘研究员和外籍青年科学工作者可以为我国科学界带来的好处之一。吕永龙说，无可争议，目前英语是科学界的“国际语言”。尽管很多导师对学生提出要求，要他们在科研工作上尽可能使用英语，以提高国际交流能力，而在全是中国人的环境中，这种要求往往很难落实。

一个外国专家或者博士生的介入，将极大地改变语言环境，提高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交流水平。

合作是一个文化的窗口

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只是中科院完整的国际计划体系中的一部分。此前推出的一些鼓励合作的措施与奖项，在国内外都受到相当的重视。仅以自2007年起推出的每年评选国际合作奖为例，这个由中科院颁发的合作奖项，受到西方各国的普遍关注，获奖者所在国的驻华大使往往会要求会见获奖者。

此次特聘研究员计划也受到了国际关注，很多入选者表示，在他们接到聘书后，本国媒体纷纷前来联系，要求采访。

参与FAST项目的国家天文台的荷兰籍特聘研究员Richard. G. Strom说，他在与中国科学家进行科研合作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现代中国介绍给那些没有来过中国，或者对中国了解不多的西方人。

吕永龙说，这种合作不仅仅是科学上的，也有着更多的文化意义。长期深入的合作，使他们对中国科学、对中国国情有更深入的了解。“每个科学家都是一个窗口，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了解中国，并用自己的感受介绍中国”。

在这种了解和感受之后，让很多入选特聘研究员的外国专家感到骄傲的是，“能在中国科学快速发展的阶段作点贡献”。

对于国际科技合作的未来发展，吕永龙表示，中国科学院将按照国家和中科院党组的要求，“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机制，扎实推进，使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成为具有示范意义和国际影响的科技合作与交流计划”。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表示，中国科学院将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真诚欢迎更多外国专家来华开展科研合作，施展才华，开创事业，实现理想，与中国科学家一道，让科技创造人类美好生活，为世界的繁荣与和谐作出更大贡献。

（科学时报 2010年4月28日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