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吾伦

惊闻黄昆院士于7月6日离我们而去，从此中国失去了一位物理学大师。悲恸之余也勾起了一段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往事。

1993年秋天，我受命负责编辑吴大猷先生的科学哲学文集。第一步工作是搜集吴大猷先生有关文献。虽然吴先生自己已寄来了一大包中英文材料，但我总希望能得到更多有关他的资料。我从吴先生的文中了解到黄昆院士与杨振宁、李政道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得意门生。例如，《吴大猷八十自订年表》有这样的记载：

1941年夏，英译E.P.Wigner的德文《群论与其在原子光谱之应用》一书。秋，授古典力学，班中有四年级的杨振宁、黄授书、张守廉、李荫远等，及燕京大学毕业来随我研究的黄昆。第二学期授量子力学。……

1983年6月去新加坡，赴“亚洲太平洋物理研讨会”作一讲演。见杨振宁、周培源、黄昆及李荫远等。

从吴大猷先生多处文献中可以看出，吴先生对自己在西南联大的高足是念念不忘的。由于杨振宁、李政道联系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决定专访黄昆院士。

黄院士当时住中关村。我电话与他联系后，他马上就答应了。我是在一个下午去他家的。一进门他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他自己也在我旁边坐下。我说明了来意，他马上非常诚恳地问我：“吴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起对哲学感兴趣的？”我意识到黄先生提问题的含意，向他解释说，大约从70年代以后，吴先生开始更多地思考有关科学的理论性问题，对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本质等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索。1974年出版了英文本的《现代物理学基础的物理本质和哲学问题》(The Physical and Philosophical Nature of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hysics)。1988年，因病住院又写了《物理学的性质、简史和哲学》。此后在台湾大学作了系列学术讲座汇集成题为《物理学：它的发展和哲学》长文，刊登在《国际现代物理》杂志上。黄昆先生说，他知道吴先生一直从事物理学，以后的事都不太知道了，更不知道他关心哲学。我觉得这也是真的。吴先生自己也说过，“我初以为我从未从事科学哲学的探索”。黄先生也如是想。所以，他说，他没有关于吴先生新近的资料，手里只有一本不久前才得到的《吴大猷文选(7)》可以给我用。实际上这本文献还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别人放在他那里的。我如获至宝，对黄昆院士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表示深深的感激。事实上，我们后来编成的《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中就收进了文选第7卷中好几篇有关文化的文章，如，《中国文化发展之前景》(1991年)，《建立一个“新”文化问题》(1991年)。传统文化问题是吴先生晚年非常关心的问题。

到这里我要讲的故事还没有完。在我拿到黄院士给我的书后起身告别时，我怕他忘记这本书被我拿走了，特意把我的工作证放在他桌上。我说了一句话，黄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就送我出门，还陪我走了一段路，我再三催他回去，他才停住了脚步。

回到家第三天，我收到了黄昆院士的一封信。他信中说，“你的工作证落在我家了，你有空来取走。”我当天给他通了电话，为给他造成麻烦表示歉意。第二天又去他家把工作证取回了。大约3个月之后，我编完《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初稿后，将从黄昆院士那里借的《吴大猷文选(7)》送还给他。这一次不是到他家，而是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黄昆院士办公室。黄昆院士又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接待了我。我从这些日常小事中看到这位中国科学界的英才和栋梁，对人是何等的真诚、何等的热情。我对他的仙逝，痛惜之心久久难以平静。

吴大猷先生在《六十年后密歇根大学重游记》中谈到1991年在密歇根举办的吴大猷研讨会(The Ta-You Wu Symposium)上涉及黄昆院士时有这样的一段话：

“……黄昆系一卓越的固态物理学家，抗战期间由燕京大学毕业来昆明西南联大为研究生，与杨振宁同在我的古典力学及量子力学课，此次远道由北京来参与典礼和研讨会，其不忘50年的情谊，使我心感。”(金吾伦编，《吴大猷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9~60页)。黄昆先生的确是一个非常重情谊的人。

我们沉痛哀悼这颗科学巨星的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