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于1955年6月1日，当时设四个学部，共有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233位。各学部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制定科学工作发展的长远计划和目前计划；组织全国的科学力量，充分运用和发挥各单位的特长，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用以解决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学部成立之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国际科学发展的趋势，组织召开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评定科学奖金，尤其是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四十多年的变迁，学部现设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等五个学部，现有院士677位(截至2004年5月19日)。199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国务院明确规定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 院士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近五十年来，学部始终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咨询评议工作已逐渐成为学部的主要职能。

学部的咨询评议工作主要针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同时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接受部门、行业、地方以及国家重要学术机构有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委托咨询。

一、积极开展咨询，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作用，为科学决策服务

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院士团体，在近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安全、科技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许多院士提出国家应尽快制定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学部组织院士和专家全力参与规划的制定，对制定规划的方针、基本原则和方法及重点任务、尖端技术与基础学科领域的研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规划依据以“任务带学科”的基本原则，确立了57项科技研究的重点任务及发展基础学科的“若干基本理论的研究”的任务。1957年，根据当时国家的状况和迫切需求，根据科学家的建议，又采取发展新兴技术的几大紧急措施，包括航天技术、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等，为我国高技术的发展和“两弹一星”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规划的实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科学家，许多人后来当选为院士。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院士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聂荣臻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发展规划。从此，我国开展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建立了一大批新学科和新技术研究基地，迅速缩小了我国和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差距。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21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981年5月第四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期间，谢希德等89位院士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在我国实行科学基金制。198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会。1986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科学基金会基础上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制的实施，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工作的稳定发展，促进了科学水平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成长。 1986年3月3日，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4位院士联名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加速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制定并组织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十几年来的发展，显示了“863”计划在促进国家经济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和显著效益。 1992年9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6位院士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工程院。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为中国工程院的建设和促进国家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6年技术科学部组织院士完成了《以电力为中心论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等6个咨询项目。国务院领导人作了重要批示：“请把科学院6个专题报告分送到计委和有关部委进行研究讨论，并在‘八五’计划中适当采纳”。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致函技术科学部王大珩、师昌绪两位主任：“对你们关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极大的热情向政府提出有意义的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编制这些专题报告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表示谢意。”

1994年11月，地学部11位院士联名提出“关于开展西北干旱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研究的建议”。国务院办公厅根据有关领导批示，认为“中国科学院的11位院士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请国家计委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广泛地听取科学家的建议”。1999年9月，地学部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21世纪初加快西北地区发展的若干建议”的报告。李岚清副总理批示：“请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提出意见”。科教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出：所提建议十分重要，对于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号召，具有重要意义；在制定“十五”计划时统盘予以考虑；征求相关部门和地方意见，不仅是看法，而是要有措施。该报告转送国家计委后，国家计委给国务院的报告写道：“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关于21世纪初期加快西北地区发展的若干建议》，深入分析了我国西北地区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提出了21世纪初期西北地区新的追赶战略。……所提出的观点和意见不乏创新之处，一些政策建议与我们正在研究编制的‘十五’计划和到2015年长期规划的思路是大体一致的。……我们将在编制‘十五’计划和到2015年长期规划中充分加以吸收。”

1998年10月，技术科学部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加快建设我国农村通信网的建议”咨询报告。国务院转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研处，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联名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加快我国农村地区通信建设发展的策略和建议的报告”，这个报告吸收了学部咨询报告中的意见，认为“农村通信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抗灾、减灾的能力，以及促进民族团结和加强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提出农村通信发展方针措施和策略。经过努力，目前已经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

学部还联合全国的科学家组织完成了大量的咨询项目。如数理学部相继提出了《今日数学及其应用》、《中国天文学90年代大型科学项目建议》和《我国核物理与高能物理学科发展战略》等咨询工作报告，为相关学科制定规划提供基础依据。化学部完成了《关于加强开发煤炭转化新技术的建议》和《盐湖化学与化工现状及发展战略与对策》咨询报告。生物学部提出的《我国生物学科技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和《我国中学生物学教育亟待加强》咨询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得到广泛支持和拥护。《加强生命科学人才培养，迎接二十一世纪》和《加强主要林区建设--发展森林资源，发挥森林生态效益》等报告报送国务院后，有关部门即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批示，研究提出了加强生命科学人才培养和科技队伍建设的方案。《中国水问题的出路》咨询报告，提出水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我国的严重性及合理开发利用的对策。1993年，学部完成了《关于建设我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紧急建议》等咨询报告，呈送国务院领导并被批转给有关部委研处。中国科学院学部对一些突发性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急需了解的问题，及时提交咨询报告。1998年10月，两院联合组织有关院士和专家，就1998年水灾问题进行了调研，从生态环境、水利工程、河流治理等方面进行广泛讨论、反复研究和综合分析后，于1998年10月21日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对1998年长江洪水的认识和今后工作的建议”。针对黄河断流问题，地学部通过沿河几省市的现场调研，提出《黄河断流问题的对策建议》。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主席团和咨委会进一步加强了对咨询工作的组织领导力度，更加注重发挥院士群体的整体优势和学科特点，抓住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主动开展咨询评议。针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防安全中的重大问题，设立了学科发展战略、科学教育改革、国家安全问题和西部发展战略等重大咨询课题，积极组织跨学部、多学科的咨询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咨询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不断拓展，先后完成了20多份咨询报告呈报国务院和有关部门。

为了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学部主席团的领导下，咨委会自2000年开始，组织了以孙鸿烈院士为组长，张新时、安芷生、袁道先先生为副组长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大咨询项目，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干旱区、黄土高原、喀斯特地区、青藏高原等关键生态区的深入调研，陆续向国务院提交了近10份咨询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做出了贡献等建议。

2001年10月，为了实现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向国务院提交了“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的若干建议”咨询报告。报告指出，GDP并非西藏发展的唯一指标，更不是跨越式发展的唯一指标。西藏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发展领域。投资拉动固然可以加速GDP增长，但如果忽视增长质量，即使GDP上去了，人民群众也可能得不到明显实惠。为此，提出了适当调整对西藏的投资方向，控制脱离居民实际需要的形象工程建设；加强基础教育；加大全国的科教援藏力度；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设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顾问组织，给予西藏发展以特殊的关注和支持，对西藏发展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科学咨询等建议。

2002年11月，以安芷生院士为组长的黄土高原咨询组针对黄土高原西部地区植被建设存在的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在黄土高原地区贯彻中央退耕还林(草)方针的若干建议”，提出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重建必须遵循植被的地带性规律和非地带性特征，实行宏观决策与分类指导相结合，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有关条例进行宏观指导；各地应针对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经济状况、不同社会条件分类指导，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强化封山禁牧政策措施，通过立法建立生态保护地等途径封禁保护，促进植被自然恢复，黄土高原的植被重建应以退耕、封山、禁牧为主，人工造林(草)为辅，充分利用植被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退耕还林(草)工作中，应同样重视“退耕还草”工作等建议。

2002年11月，以孙鸿烈院士为组长的青藏高原咨询组，针对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结构问题以及西藏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该地区在全国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速西藏农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建议”，提出了在农牧业结构调整中，要抓好政策落实、技术改造和市场开拓；加强羌塘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改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设立西藏退化草地的恢复与重建工程专项，有效推动西藏生态环境建设进程；调整国家援藏的重点和方式，实现工作重点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整合西藏各类农牧业试验示范区，为西藏农牧业结构调整提供成功的经验和示范等建议。

2003年3月，以张新时院士为组长的干旱区咨询组，针对塔里木河下游及罗布泊地区人居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生态环境亟待治理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新楼兰工程”的设想，向国务院提交了“新楼兰工程-塔里木河下游及罗布泊地区生态重建与跨越式发展咨询报告”，提出了从“水、绿、游、城”，即水资源开发与节约利用、生态建设绿色工程、特色与生态旅游、生态移民与城镇化建设四个方面，以现有若羌、且末两县为基础，规划扩建一个中等规模的新型特色生态旅游城市，作为塔里木盆地东南一个必要的生态与经济链节，形成盆地周边的环状绿洲城市链；报告还提出强化、扩大塔里木河管理局的管理地位，建立合理的分水方案与调配机制等建议。

2003年3月，以张新时院士为组长的干旱区咨询组，针对人口剧增、农牧业结构单一、土地利用不合理和水资源短缺导致山盆系统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问题，报告提出了“绿桥系统”构建设想，即针对天山北麓生态保育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将天山北部山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进行全面规划，向国务院提交了“绿桥系统-天山北坡与准噶尔荒漠生态保育和新产业带建设咨询报告”。提出了为实现“绿桥系统”构想，改变传统的游牧放牧方式，实施畜牧业向绿洲及扇缘带的空间转移；大力推进高科技的应用；在退耕还草和退牧育草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制定一套与退耕还林相似的补偿政策，为退耕退牧定居的少数民族牧民提供经济补偿与优惠条件，以保证退耕退牧和还草育草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企业投资草业、舍饲畜牧业、精深牧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等提供优惠与鼓励政策，以实现对该地区的生态保育、环境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保障天山北部山盆系统的生态安全和天山北坡经济带战略决策的实施等建议。

2003年4月，以袁道先院士为组长的西南岩溶咨询组，针对我国目前对石漠化综合治理中存在的科技含量总体偏低，缺乏因地制宜的措施和部门间缺乏协调等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推进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的若干建议”的咨询报告，提出了设立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国家专项，组织多学科、多部门协同攻关，增加科技投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种粮为主的传统观念；建立“科技先行，百姓参与，政府支持，公司介入，市场化管理”的新型生态环境建设运作模式。

2004年3月，以孙鸿烈院士为组长的青藏高原咨询组，针对青藏铁路建成后，如何加快西藏自治区优势产业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支撑保障对策和措施等若干问题，青藏高原咨询组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青藏铁路建设与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建议”。提出了制定西藏发展总体规划的建议；青藏铁路建成运营后，充分发挥西藏自有的特色和优势，全面加快农牧业、旅游业、矿产采选业、藏医药制造业四大产业的发展；综合考虑西藏的产业发展、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区域环境承载力和城镇建设风格；青藏铁路全线完工运营后，应尽快规划、建设铁路向西、向东的延伸与整个交通运输网络的配套和完善；进一步加强青藏铁路建成运营后的生态环境保护；确立合理的教育发展目标，调整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教育援藏工作的力度等建议。

进入新的世纪后，更加注重发挥学部整体优势和院士群体智慧，围绕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开展咨询研究，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2003年5月，以赵其国院士为组长的“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环境污染状况及其对策”咨询组，针对东南沿海地区环境污染存在的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及其治理对策”咨询报告。报告认为应将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与北方荒漠化引起的沙尘暴、长江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等列为同等重要的环境问题，摆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与措施：一是建立并强化流域性的环境管理和协调机制，建立并完善“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总责的制度”，改末端治理为源头治理，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建立新机制，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力度，将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都视为现阶段“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四是加强环保法规建设，健全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五是加强环境科学和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加强环保科普工作，提高全民生态环保意识等建议。报告得到了陈进玉同志和陈至立国务委员的高度重视，指示科技部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进行深入研究。

2002年6月，以陈可冀院士为组长的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咨询组，针对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健康保障、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人口老年型社会所产生的社会伦理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若干问题和建议”。提出我国目前并没有真正切实作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因此要加大宣传力度，正确认识老龄问题，做好老年人各方面的保障工作，制定和实施老龄化终身准备的政策和措施，发展老年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创建一个适合老龄化的社会环境等建议。报告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和国务院老龄委等部门的重视，李岚清副总理做了重要批示，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同志批示老龄委专门开会研究学部的建议。

2002年10月，以陈俊亮院士为组长的我国电子商务与发展对策研究咨询组，针对电子商务的重要性及深远影响，为了研究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相关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与对策研究”咨询报告，建议我国应从战略的高度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推进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长期基本战略；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必须充分到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对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积极稳妥的应对措施。报告提出了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实现以效益为基础的五个转变和我国当前应重点抓好10项工作的具体建议。

2003年12月，以甘子钊院士为组长基础研究咨询组，针对目前我国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还存在着的某些偏颇等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改进和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建议”的咨询报告。报告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仍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提出适当增大纯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重视科学规划的顶层设计，要把重大战略需求、重大应用基础研究与重大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基地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特点，既能为世界科学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又能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适当强调基础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柱的意义，促进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结合，促进科学精神的传播和发扬；采取措施纠正急于求成的心态和浮躁的作风；逐步改进基础研究的评估工作；切实减轻科技人员，特别是各级学术骨干的非业务性工作负担等建议。报告得到陈至立国务委员的高度重视，批转有关部委进行研究。

2003年12月，以蒋有绪院士为组长的海南热带陆海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咨询项目组，针对热带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海南热带陆海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对策建议”咨询报告。报告分析了海南热带陆海生物资源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充分肯定了海南省作为我国的热带陆海大省，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国土保护、国家安全以及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的重要贡献。从全国范围来看，海南省的科技力量相对薄弱，生命科学领域的专门人才严重缺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提出了为加强海南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海南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应尽快设立和启动“海南热带陆海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科技创新工程”计划等建议。

围绕人口健康问题，2000年2月初，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向国务院报告了“关于迅速遏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呼吁”。不久，国务院召开了艾滋病、性病防治的协调会，李岚清副总理在会议总结中，多次引据有关段落，报告中大部分建议被采纳。继而针对目前我国艾滋病蔓延的严峻形势，于2004年3月又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全面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的建议”的咨询报告。

历史年来完成的咨询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其中很多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被有关部委采纳，加强了这些部门科学意识和观念的形成，在发展战略、规划、计划等的制定中均已有所体现，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起到了参谋作用。一些报告对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几年来，更加注重充分调动和发挥院士们的积极性，多渠道反映院士们的意见和建议。院士们一直以来非常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从94年以来，在资源开发、国防建设、环境保护、灾害防治等方面，先后提出了近100多份院士建议，大部分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去年抗击SARS的关键时期，院士们站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以非典型肺炎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和“关于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完善野生生物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建立健康饮食观的呼吁”两份院士建议，受到温家宝总理等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做出重要批示，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影响。

在当今新的世纪，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成果、新技术层出不穷，以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前沿正酝酿着新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如何融入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争取在科学前沿上有所作为并在某些领域占领一席之地，开辟新的学科领域，确定学科的发展方向，其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其难度也非一般。中国科学院学部具有优秀科学家群体优势，对学科发展战略进行研究是发挥科学院院士学科所长一项重要工作。各学部组织院士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开展了学科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历经2年多的工作，各学部组织院士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国际上前沿学科发展态势的分析，通过对国内外学科布局演变的比较，陆续完成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和技术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国家需要发展的重点学科领域和关键科学问题。有的已经出版，扩大了社会影响。

近一年来，学部将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和咨询工作方面，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是党中央在新的时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项重大决策。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进行咨询是中国科学院学部接受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委托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开展工作一年多来，一方面，在学部主席团领导下，全面部署工作，广大院士广泛参与工作。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工作的启动阶段，学部在规划制定的指导思想、宏观思路、组织机制、工作方法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咨询意见和建议，提出了若干重要研究报告，有的报告已经报送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为保证高质量完成规划的委托咨询任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广大院士积极以多种方式参加了有关工作，其中有100多位院士参加了规划战略研究阶段20个专题的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是抓住重大和共性问题，深入进行研究，主动提出咨询意见。学部咨委会重点组织了关于三农问题、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能源战略、空间科学等四项综合性、跨学科、跨领域的重大专题研究，完成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区域战略及其科技问题”、“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及突发事件应对问题”、“我国中长期能源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空间科学前沿及其学科布局”等调研报告。在开展三农问题研究中，专题研究组提出的在我国实施“农业绿色革命”成功解决温饱基础上，应制定和实施我国“农业白色革命”计划，将发展奶水牛产业列入国家生产和科技发展计划的建议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咨询报告得到回良玉副总理的高度重视，提出要发展奶业包括发展奶水牛业应与时俱进的提出和完善发展纲要、规划、措施和政策支持，并请有关部门予以研究。

第三方面是发挥院士群体学科优势，提出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战略高技术问题。各学部常委会在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提出了本领域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若干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其中：

数理学部完成了“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咨询意见”研究报告，化学部完成了“关于规划咨询的调研报告”和“重视我国制造业的科技需求与共性科技问题”研究报告，生物学部完成了关于“人口与健康”、“农业”、“生物多样性、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和“生命科学前沿”研究报告，地学部完成了“关于地球科学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战略咨询”研究报告，技术科学部完成了关于“国防科学技术”和“信息科学技术”等研究报告。

第四方面是加强组织领导，做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委托咨询工作。本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工作建立了战略咨询制度，在规划战略研究和纲要草案两个关键阶段，请中科院、工程院、社科院三院进行咨询，充分发挥“三院”在重大决策中的咨询作用。在规划战略研究专题设置阶段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提请学部进行咨询，学部在短时间内提出了具体意见，受到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高度重视，最终的战略研究专题设置方案中采纳了其中的若干建议。

在正式接受正式委托之前，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工作，在学部主席团的领导下，咨委会提出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工作方案，明确了战略研究咨询的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实施方案。接受委托任务后，及时组建了总体报告组、工作组和20个专题咨询组。鉴于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在学部主席团的领导下，首先是充分发扬民主，更好发挥院士们的集体智慧，学部将战略研究报告分送全体院士，提请大家认真审阅，并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咨询意见。其次是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学部在院士集中的地区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并登门走访听取资深院士的意见。第三是明确工作任务，各专题咨询组分别开展工作，在广泛收集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专题咨询报告初稿。

本次规划的研究制定，将进一步明确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重点领域和若干关系全局的重大专项。我们学部将通过以上工作，科学地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对规划战略研究报告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力争提出切中关键、重大和富有科学创意的咨询意见，为国家的重大决策进言献策。

二、加强同国家宏观决策和管理部门的交流与沟通，为有关部门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提升学部咨询工作的力度和影响。

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是国家科学思想库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提升学部咨询工作的力度和影响，在学部主席团的领导下，一直以来，十分注重加强同国家宏观决策和管理部门的联系与沟通，积极承担涉及国家重大决策的委托咨询任务，组织专题研究队伍，深入调查分析，及时提出全面科学的咨询意见和建议，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全面科学的咨询意见和建议，努力为促进国家科技进步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贡献，进一步提升了学部咨询工作的力度和影响。

199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接受国家科委委托对《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提供咨询服务。各学部积极组织，广泛、深入地征集院士们的意见，提出了百余条具体意见供国家科委参考。

90年代初，国家计委主持制定“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之始，即委托学部对计划的指导思想、总体布局、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合盘提出咨询意见。各学部对这项任务极为重视，周密计划，精心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专门会议，广泛听取意见，写出了10万多字的书面材料和咨询报告，有相当多的意见被采纳，并体现在计委提交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汇报中。1993年，国家计委委托学部对“八五”科技攻关计划进行前咨询之后，又委托学部做中评估、后评议工作。学部组织了总体评估组和专题评估组，及时完成了18个重点项目中评估报告和总评估报告，计委和承担攻关任务的单位一致认为，评估意见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共同委托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的立项》进行咨询工作。“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投资大，周期长，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之一，因此，项目的确定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1996年4月至1998年底，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组织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对各部委申报的35个重大科学工程项目进行了评审。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根据院士们的评审意见，先后批准了7项，陆续实施工程建设。计委领导认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立项咨询工作是成功的，并可以作为今后委托两院院士咨询工作的一种模式。

2003年8月，为了更好地为编制“十一五”规划贡献力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编制的前期工作正式启动之初，学部主动加强同国家发改委的联系和沟通，经过双方有关领导和部门协商，发改委正式委托学部对“十一五”规划中的六方面重大问题进行咨询研究。为了更好的完成咨询任务，咨委会专门成立了以赵忠贤、孙鸿烈、郑哲敏、赵其国、王夔和陈运泰院士等为组长的六个咨询项目组，分别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总体思路”、“区域经济划分及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世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战略对策”、“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对策”、“我国自然灾害的预测预警与科学防治对策”和“保健与医药事业创新发展的对策”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各个咨询项目研究组目前正在紧张进行，紧密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工作，力争提出体现前瞻性、突出全局性、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报告，为编制和实施好“十一五”规划贡献力量。

针对国家科技计划组织实施和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科技部的委托，学部组织开展了“国家科技计划评价体系研究”。咨委会专门成立了总体研究组和5个专题研究组，对国内外有关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在广泛征求广大院士意见和建议基础上，向科技部提交了“我国科技计划评价体系研究”咨询报告。在2003年5月科技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中充分吸收和反映了学部咨询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近两年来，受科技部委托，完成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发展纲要咨询意见》等。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要求，完成了《节约和替代石油中长期专项规划基本思路的咨询意见》。

三、加强同地方政府的联系与沟通，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咨询。

在组织为国家层面的问题开展咨询的同时，咨委会还把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作为院士义不容辞的责任，紧密结合地方政府需求，通过座谈研讨、汇报交流、实地考察等方式，组织院士们成立咨询组，从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向地方政府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发展等方面的对策建议，深受政府部门的欢迎。

结合“创新药物的开发”项目，院士们对吉林省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中药现代化“十五”规划及首批启动的重大科技项目进行了咨询；

在南京的院士利用院士较多、学科分布广的群体优势，从江苏省确立的沿江发展战略出发，针对地方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开展南京市沿江规划等咨询建议；

受浙江省委托，学部于2003年11月 组织十余位院士组成评审组对“浙江省环杭州湾产业带发展规划”进行评审，评审组在对宁波、绍兴、杭州进行实地考察，在听取省有关部门情况介绍后，经过认真讨论，提出了评审意见，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受广东省委托，学部于2003年12月组织数十位院士和专家，对“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战略研究报告”进行咨询论证，广东省有关部门专门致函我院表示感谢。

为促进成果转化和院士研究开发工作与企业的合作，与杭州市举办院士杭州行和企业创新咨询洽谈活动。这些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欢迎，成为学部咨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部还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省市委托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攀登计划A、B)》、《国家“九五”科技计划和2010年科技规划》、《中国科学院“九五”计划和2010年科技发展纲要》、《“863”计划CIMS项目评估》、《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领域方向咨询》、《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几十项重大咨询任务，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为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大量宝贵的建议。

四、推进咨询工作向法制化发展，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为进一步发挥学部的社会职能，发挥院士的群体作用， 199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同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暂行规定》，以加强对学部咨询工作的领导。1999年以后，为进一步规范学部咨询工作，从规范咨询项目的立项程序、加强咨询队伍的建设以及对咨询报告进行审议等几方面对《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暂行规定》进行了3次修订。使学部的咨询工作体现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朝着规范化、法规化的方向努力。

2000年朱镕基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做报告时提出，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评议机构，在咨询、评议工作的科学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方面要更上一个台阶。国家将加强咨询评议工作的法制建设，使两院真正成为国家的科学思想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重大决策中科技问题的比重不断增大，决策过程(包括科技自身发展)对科技咨询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重大决策需要科学咨询为依据，高层次的科学咨询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突出表现。

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从客观性来讲，没有本部门利益的影响和局限性，从事评审、评议、评估等咨询性工作更为超脱，能够从国家整体利益方面看问题，做到客观、公正。学部聚集了全国科技各个主要领域和学科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相当一部分院士都担任过或现在仍然担任某些方面的领导工作，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具有很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因而，院士群体是一个高水平的科技智力资源，院士群体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优势。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习惯于依靠个人经验和个别“智囊”简单方法的局限性越来越无法应对复杂的局面，各级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科技咨询重要性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已经开始从一般认识变为客观需求的自觉愿望。尤其是国家高层领导更加认识到当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的程度越来越大，问题的综合性和相关性使决策的复杂性也更为突出，依靠科学家提供的咨询意见已成为重大问题决策的前提，科学决策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制定工作，就建立战略咨询机制，要在战略研究、纲要草案两个关键阶段，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咨询报告，充分发挥“三院”在规划重大决策中的咨询作用，这是国家领导重视科技咨询的体现。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咨询工作，把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为目标，认真做好咨询的组织工作，加强和完善咨询体系建设，包括工作环境、工作机构、工作平台、咨询队伍及咨询专家库的软、硬件建设。通过长期的工作实践，积累了经验，并不断完善咨询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支撑条件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咨询科学方法等方面为院士咨询纳入国家决策程序和咨询法规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咨询是针对国家层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参加咨询的院士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科学、公正、客观地提出咨询意见。建立以院士为核心、合理专业结构的咨询专家队伍，同时还注意吸纳在第一线工作年富力强非院士专家以及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领域的专家参加。

咨询虽然不是决策，但是，学部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的定位，却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学部必须有高度的自律。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建立了工作条例，规范工作方法，坚持少而精、宁缺毋滥的原则，保证咨询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经过慎重研究，咨委会认为有必要向国家领导部门提出建议，因此于2001年3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将两院院士咨询纳入国务院行政法规问题的若干考虑》的报告。

其后不久,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分别出台《关于将院士咨询纳入国家重大工程科技问题决策程序的意见》、《关于加强院士咨询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发挥院士作用，加强重大科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决定》等文件，成为学部的咨询工作向法规化发展的标志。

在向国家领导部门提出咨询法制化建议的同时，学部加强了自身的建设。在学部主席团的领导下，咨委会在咨询组织工作和工作机构设置上逐步向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方向努力。

组织开展咨询评议是学部的中心工作。近几年来，学部咨询评议工作逐步加强，一方面学部组织开展的咨询评议项目较多，另一方面接受的部委委托的项目也增加很快。做好咨询评议工作，合理的组织，客观、公正的进行评议是保证咨询结果科学性的重要保障。从提高咨询工作的实效出发，为进一步规范咨询评议工作，2003年5月，学部主席团四届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对咨委会的组织机构设置、职能确定、工作程序安排、项目经费管理等方面都作了规范，保证了学部咨询工作顺利的开展。

199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同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暂行规定》，以加强对学部咨询工作的领导。1999年以后，为进一步规范学部咨询工作，从规范咨询项目的立项程序、加强咨询队伍的建设以及对咨询报告进行审议等几方面对《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暂行规定》进行了3次修订。使学部的咨询工作体现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朝着规范化、法规化的方向努力。

广大院士积极关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为更广泛地反映院士的一些重要建议，充分调动和发挥院士们的积极性，中国科学院学部还不定期编印内部刊物《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1994年以来共编发了113期，报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受到高度重视，有的还得到领导人的专门批示。

几十年来，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国家最高的咨询机构，始终把咨询评议工作，以及学术交流活动、科学普及工作等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积极开展工作，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发挥了国家科学思想库的独特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