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我成了吴仲华教授在清华刚刚创立的燃气轮机专业的学生。在校五年半只听过吴先生一次课，那是毕业前他作的关于热力学的讲座。与平时上课内容相比艰深很多，但又饶有趣味，听得似懂非懂，却又有引人入胜的感觉。当时的印象是科学家学问深不可测，人也似乎遥不可及。 不料，出了校门分配到力学研究所，便是给吴所长当助手，做了三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两次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来，特别是他逝世前的几年接触很多，对吴先生这样一位真心爱国的科学家，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回忆。

    1970年，已步入文化大革命后期，“抓革命，促生产”，由吴先生主持一项军工任务：某压气机改型设计。当时吴先生身着工装，和我们在工厂、车间一干便是三个月。沈阳当时的生活很苦，一个月每人三两油，白面作为“细粮”也很少，可是吴先生从未道过一个苦字，我还记得他掏钱到太原街去请我们“改善”生活，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也没有，至今还记得当时其乐融融的景象。吴先生在此期间，工作清苦但精神饱满，根本让人难以想到就在这不久之前，他还被囚于办公室，以办公桌为床，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呢。就连我这种普通群众，一想起曾几何时还大批“读书无用”“反动权威”的情景，真不愿再干什么技术工作，我在来沈阳之前还一再声称愿在力学所锅炉房一直烧锅炉，而不想参与这项工作，直到被军宣队点名为“不上套”为止。吴仲华教授的委屈不知比我们大了多少倍，可一提到要为国防科研出力，他立刻挺身而出。那时他身穿工作服，出入于黎明机械厂的车间、设计处，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之为 “我们的教授”，以示亲昵，这个称谓一直延续到他逝世之日。

    在进行这个工作时还有一件让我永远难忘的事：当时吴先生的S2流面计算机程序还没调好，无法用于设计，当时计算所有人把美国的流线曲率法编写成了计算机程序，有人提出是否可用这个计算机程序作计算，他听后勃然大怒，说上级党委已拍板用他的方法进行设计，干嘛用美国人的方法!他自己亲自下厂用电动计算机进行计算，前后用时两个多月。我当时还有些疑惑：这是否过分强调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了？直到几年后我不再直接和吴先生一起工作，个别人谈起斯贝发动机引进技术时才打消了这个疑虑：英国罗尔－罗伊斯技术董事虎克亲自向周总理谈起他们就是用“吴氏方程”进行发动机设计的。他在坚持自己学术主张的同时实际是守卫中国人的知识产权，是一个爱国科学家为祖国效力的实际行动。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吴氏方程”不但在国外学术界广为推崇，在国内各大学、研究所，甚至包括一些制造厂的设计部门，都把“三元流动理论”作为先进设计理论加以推广应用。吴先生闲谈时曾告诉我，他1950年在美国宇航局(NASA)提出叶轮机械完全三元流动理论时，NASA的第一代计算机是电子管组装的，有三层楼那么大，可是每秒运算次数还不到一万次，他作一个例题要算好几月。因此直到七十年代计算机高速发展后才得以应用。我后从航空发动机转入泵行业，直到1976年美国多位泵专家撰写的“泵手册”，还在序言中把“吴氏方程”列为下个十年可能出现的先进理论。从那以后，自1986年我便把在水泵行业推广、应用三元流动理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二十年来未敢松懈。抚今忆旧，我更加体会到1970年吴先生那一次的生气绝非意气用事。

    这里还要再提几句那次改型设计的往事。那次设计可以说是吴先生的亲临亲为之作，实验效果未达到预期指标，于是同行学术圈内颇有微辞。有位教授在为别人著作写序时，还提到三元流动理论创立者，自己设计的压气机效率也只有75%!言外之意，吴先生的理论未必管用。我们就设计本身而言早就在一篇学术报告中指出过：因为吴先生自己用手计算，没有电子计算机，因而他设计的叶片形状都只能在流面(圆锥形)上。而工厂制造时工艺上无法实现，只好移动平面上，因此叶片形状明显偏离了原设计，后来因此项任务下马，也无法再行加工试验，对此进行验证。这里还有一个误区。把科学家与工程师划上了等号。不能也不应当苛求一个基础理论去解决所有的工程设计，如同不能要求牛顿去设计瓦特发明的蒸气机一样。但理论又必须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特别是技术科学的基础理论更应当尽快地用于生产实践。吴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多少成功的设计都是在反复修改后才获得成功的，我始终觉得吴先生虽然在美国也没搞过具体的发动机设计，这时却敢于承担这种工作，如果只顾及自己的学术专长和地位，肯定是“委托”别人或“指导”下属去干了。吴先生的这种做法即使不成功也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当年我跟随吴副所长───那时他还是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搞十年科学发展规划，那时他首先提出建立工程热物理学科，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工程热物理所。此次会议前后四十多天，从那之后中国才有了工程热物理这一学科，有了学会、学报、研究所，几年后各大学纷纷成立了工程热物理系。但当时争论很大，有人私下表示吴所长是为了“另立山头”，要从力学所分出去才提出建立工程热物理的，因为国内还鲜少听到“工程热物理”这几个字。要么是热工，属于机械类；要么是气动，属于力学类。如果没有吴先生的坚持和大声疾呼，这一学科是否会诞生，至少是在那时诞生是很难捉摸的。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听吴先生说起，他和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原加州大学校长(第一位在美国任大学校长的华人)田长霖一起，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因为事关重大，他也不向我们细说，只是因我们去美国作学术考察，顺便给田长霖先生带些东西，才提及此事。吴先生一直认为工程技术类的基础学科属于应用技术科学，它们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是更贴近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科学，因此有必要从学术管理上做出调整和分工。当时也有人议论是否吴先生又想“立山头”。他去世后，中国工程院的成立，证明了这又是他高瞻远瞩，为推进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大举谏。

    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在批判吴先生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个人名利思想”、“与党组织不一心“等等，我那时虽然是他的业务工作助手，但从思想、生活各方面都小心地“划清界限”。除了被他叫到办公室交付任务外，尽量避而远之，当时以为这是我们年轻一代“听党的话”的实际行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和他接触了，才知道这一做法根本是南辕北辙。

    吴先生和我们谈起他和夫人李敏华先生当年从美国回来的经历，就和眼下流行的电影惊险片似的，当时正在抗美援朝后期，美国严禁一些中国科学家回国，尤其是吴先生夫妇都是在美国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美国宇航局路易斯喷气推进技术研究室作研究员，更是中央情报局监控的重点。他们为了回国，假称到英国度假，不带任何值钱的财物，以免引起注意，到了英国因无中国领事馆，又转到瑞士，在那里悄悄进入中国大使馆，由使馆协助，经东欧到苏联，经多日辗转才回到北京。吴先生谈起这段经历，兴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对美国的洋房、汽车、丰厚的年薪等等没有一星点可惜的意思。我从未见过他在美国的生活照，但只在他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周总理在他们夫妇回国不久，在宴会上接见他们的合影。这张照片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办公室变成了关他的“牛棚”为止。

    吴先生198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于我四年，那时我真正感到，他的思想觉悟真的高于我们那时的年轻人。对照今天一些高唱爱我中华的人，真有万千感慨：某名演员，一年到头在国内拍片，可偏偏在片头上标明是外国籍。

    多少知识分子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爱国爱民，这里用得上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吴先生用他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个真爱祖国的杰出科学家。后来者，包括我这样已年近七旬的学生，会永远以他为师。

    作者简介：刘殿魁，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吴仲华先生在清华创立的燃气轮机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又分配到力学研究所任吴仲华先生助手三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两次在他身边工作，特别是吴先生逝世前的几年接触很多，吴仲华先生对其身传言教，在其人生成长足迹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