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城乡分离和社会分化，已成为影响未来全局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城市与乡村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其地理空间、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协同发展与否，是整合行政区划、产业布局和社会结构要素禀赋以及制定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框架路线图的关键。本文以探索城市间、城乡间多维尺度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宏观演化机制及微观要素特征为着眼点，全面考虑和谐城市“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的整体协同与“社会、经济、科技、资源和环境”的时空耦合。该研究对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进行战略审视，系统剖析城乡一体化的区域格局、理论模式和战略体系，并以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城市为战略支点，结合区位优势的代表性、发展前景的带动性和示范价值的全局性，初步建立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城市”的规范标识，为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城市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

    关键词 新型城市化道路，城乡一体化，和谐城市

    1 前言：国际视野下的城市化研究回顾与前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城市郊区化”浪潮推动了西方国家中心城市与邻近地域的逐步一体化，作为城市群发展雏形的“世界城市”、“城镇密集区”、“组合城市”和作为区域中心及增长极的 “都市圈”等城市功能性地域形式推动了传统城市发展集聚效应的延续。

    20 世纪50 年代对美国东北海岸经济核心区沿交通走廊分布的都市区独特集群的研究形成了“城市带”的概念，特指由许多都市区连成一体，以通达效应为特点，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交互的巨大城市地域。随后许多特征较为接近的城镇空间形态的概念应运而生，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化地区”、70年代的“标准都市统计区”，意大利的城市化区域，60年代日本的“大都市圈”等[1]。

    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城镇群体空间发展理论，提出了“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定义及研究理论[2]。之后众多学者根据城镇与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和理论研究的不同倾向，推进了城市群研究的长足发展[3]。基于以上研究，城市群概念被普遍定义为：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大)城市作为区域核心，借助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促进城市个体间的互联互通，共同构成的多个城市“有机综合体”。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4]，城市群地域范围内、城市群与外部环境之间具备持久的社会、经济、科技、资源、环境等方面高密度和高强度的内在关联，城市间及城乡间各种设施网络是联系发生的物质载体，其负载的人流、物流、能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是联系的具体体现。城市群除了保持强劲的集聚效应和通达效应外，还以其网络效应为特点扩大了区域之间的交流规模和联动深度。一些研究强调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地理空间、经济空间的互动关系[5]，对于城市群内，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社会空间分异及其与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的协同发展考虑较少，导致实现城市群经济一体化与社会相对公平目标的难度较大。

    基于对城市群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耦合研究，“组团式城市群”这一概念日益受到广泛关注[6]，被认为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强调城市群在“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上的逻辑自洽和均衡匹配，将城市群的效率与公平统一表达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科技”五位一体的整体架构中，除保持此前各阶段城市形态的集聚效应、通达效应和网络效应外，还以其综合效应为核心，突出城市群内城市间和城乡间的立体结构与互补功能，体现了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先进理念。组团式城市群的研究以等级、有序、高效、共生为特征，从社会进步、公正、和谐的战略高度推进了对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审视。

    2战略审视：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中国的城乡分离和社会分化，已成为影响未来全局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城市与乡村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其地理空间、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协同发展与否，是整合行政区划、产业布局和社会结构要素禀赋，是制定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框架路线图的关键。

    如同新型工业化是对传统工业化的扬弃一样，新型城市化同样是对传统的城市化的扬弃。新型城市化较之传统的城市化，具有以下4个显著特征：一是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始终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和建设，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大统筹推进大整合，实现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二是更加注重产业支撑，坚持以工业化推进城市化，推进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开发集约，实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城乡居民比较充分就业；三是更加注重均衡发展，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公共资源整体布局、公共事业均衡发展、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实现区域协调和社会公平；四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尊重城乡居民的主体地位和发展需求，确保城乡居民拥有公平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总之，新型城市化是科学发展观在城市化上的具体体现，是与新型工业化相匹配的，是一条产业支撑力强、资源集约度高、就业容纳量大、公共事业均衡发展、城乡居民共享文明成果的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

    3 战略平台：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区域格局

    在一个地域格局中，城市、农村 、工业、交通等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组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6]。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自由流动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的差异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流动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才能对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4 战略基石：创新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世纪之交，中国一度推行“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并实施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向沿海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这些战略、政策的后果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显现出来：在促进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整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内陆地区一定程度的相对衰落。

    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中西部地区崛起，中国的区域发展必须由“单极增长”进入更加强调互动协调发展的“多轮驱动”的协同发展新时期。目前中国的区域战略正在由非均衡增长到互动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变。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本质是通过经济协同和空间协同来整合区域发展的资源要素，发挥“发展红利”的效应[7]。

    所谓“发展红利”[8]是指“区域经济规模扩大与生产力要素重新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发展红利的获得，必须通过提升区域经济规模、优化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产业链、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充分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从而实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和结构重组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模式、浦东模式的打造，使珠三角、长三角迅速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出两个“不平衡”：从西部看，以长江流域为界，南北发展不平衡，“南快北慢”。从全国看，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东高西低”。

    充分认识“城乡一体化模式”是与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等区域发展模式相得益彰的战略创新，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突破“拉美陷阱”的整体构想，是最大程度获取“发展红利”的全新实验，是实现城乡统筹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坚持城乡一体化的组团式发展道路，打造区域发展中的“航母”。形成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以寻求资源空间优化和系统运行流畅的“整合交集”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涌流。

    5 战略架构：夯实城乡一体化的运行体系

    系统审视区域战略地位和地缘价值，在实现“五个统筹”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背景下，在推动“东西联动、带动中部”的国家现代化战略进程里，在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区域战略格局中，以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紧密围绕国家与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在进行深入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从区域发展的总体关系的揭示中，开展对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科技与文化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综合分析，从而探讨区位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和人文要素的作用机制、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规律，进一步提升对于“发展红利”的攫取和对于经济腹地的带动，为制定国家与区域的全局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上的基础支撑和实证上的案例借鉴。

    战略导向：以全面提升“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开发集约”为标志，通过“反哺型”的城乡一体化，实现从发展的趋同走向协同的发展；通过“组织化”的城乡一体化，实现从城乡分离走向区域一体；通过“全景式”的城乡一体化，实现从经济增长走向社会进步。

    战略核心：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探究“发展红利”的本质识别，规范“发展红利”的溢出标志与示范准则，估算推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红利”。

    战略路径：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和结构重组，形成以“时空互换推进多极增长”的战略格局，以“城乡互动实现双重提升”的战略机制，以“主导、督导、引导的三段模式明确政府职能”的战略管理。

    同时，加速城乡一体化的四大转变。实现在资源禀赋领域，加速土地从资源向资本的转变；在劳力结构领域，加速农民从体能型向技能型的转变；在生产过程领域，加速生产方式从分散式向规模化的转变；在生活方式领域，加速农户从分散居住向社区集中的转变[8]。

    进而明晰城乡一体化的两条主线。系统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城市带动”的发展主线，以“产业带动”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以“信息带动”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先导，以“市场带动”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依托，以“政策带动”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联动”的发展主线，以“科学规划”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长效保证，以“新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以“生产发展”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以“乡镇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现代服务体系，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互动关系。

    6 战略支点：创建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城市

    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城市，必须立足于城乡一体化的人文目标、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体现、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良治，完善全面覆盖政治体制支撑、经济发展支撑、社会保障支撑、环境友好支撑、基础设施支撑和文化建设支撑在内的六大支撑系统。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城市”的规范标识为准则，择优遴选具有代表意义和示范价值的典型城市作为试点示范的战略支点，体现区位优势的代表性、发展前景的带动性和示范价值的全局性。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城市”的规范标识：

    传统产业贡献率基本实现倒“U”型曲线的右侧转移，知识能力基本超出资本能力，创建国际水平的投资环境，R&D投入的世界一流水平(占GDP总量的5.0%以上)，经济全球化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新经济实现的财富比例超越总财富的60%，实现资源、能源有效利用的“低碳城市”之路，人文发展指数(HDI)进入到0.950的水平，区域生态赤字指数不能为负，经济辐射能力超过区域面积的50倍，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始终成为先行实践的试点示范。

    区位优势的代表性：

    构建面向区域、融入全国、联结全球强大战略经济体的桥头堡；构建“东西联动、南北整合”在区域发展格局交汇处的流通节点；通过设计产业结构调整、核心竞争力的优化与提升方案，构建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新一轮技术辐射、产业转移的制高点；构建城乡一体化道路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试点示范区；形成“城乡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竞争力。

    发展前景的带动性：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城市”的五大标志：创建“发展集约型”的经济腹地，创建“全球开放型”的投资宝地，创建“自主创新型”的人才高地，创建“城乡一体型”的政策洼地，创建“人文关怀型”的人居福地。

    示范价值的全局性：

    充分考虑自然区域、经济区位和行政区划内外物流、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聚集与辐射，实现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协同发展；从以物质财富积累为单一价值取向的工业城市转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同演进的生态城市；以挖掘城市人文底蕴，整合城乡战略资源，提升区域整体品位，营造优美人居环境为核心，充分利用本区域的风景名胜、人文古迹、江河水系、农田绿野，打造融山水秀美灵性、历史文化遗存、近代实业文明与现代都市风貌于一体，宜投资、宜创业、宜商旅、宜就学、宜人居的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城市。

    主要参考文献

    1 Baigent E, Patrick Geddes , Lewis Mumford et al.

    divisions over megalopoli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4,28(6).

    2 姚士谋.中国城市群[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出版社,2001.

    3 陆大道,叶裕民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 吴良镛等.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5 Wu F. Globalization,Place Promo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J],2003,25(1).

    6 牛文元，陈锐等.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

    2003).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7 陈锐,牛文元.京津经济组团式发展的构想.创新

    发展的战略选择[M].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8 牛文元，陈锐等.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

    2004).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Harmonious City Building

    Based o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Chen Rui Niu Wen-yuan

    (Institute of Policy & Management, CAS 100080 Beijing)

    The aggrav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isparity, acceleration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re the two core issues influencing development future and society Harmony in China.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the basic space organizations of urbaniz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 economic and social spaces is the key point to match the essential elements amo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industry layouts and social structures, especially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policy road-map readjusting the dual structure in urban and rura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cro evolutional mechanism and micro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in basis of multi-scaling integrative growth of city agglomerations,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votes to promoting th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of measurements among development, sy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in harmonious city, upon which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of society, economy, S&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n be promoted. This study advances a strategic survey on the road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formulates the regional patterns, theoretic models and strategic framework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location advantages, promotion of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demonstration values, th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building harmonious city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can be obtained，which supply the theory basis and method support leading the road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he road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harmonious city

    陈 锐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75年5月出生于湖南。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中科院自然与社会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发展战略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城市管理学会理事、北京城市科技管理协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预警、政策模拟、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曾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2006-2020)重要贡献荣誉证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