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甬祥：中科院要建成“两创”人才培养基地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科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工作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明确提出了中科院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目标与任务。路甬祥指出：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摆在优先位置，改革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更加注重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未来5—15年，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重要时期，也是中科院教育事业实现创新跨越、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相比,与我国未来发展的要求相比,中科院教育工作的教育思想、内容、手段和方法,都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中科院必须充分发挥结合科技创新培养人才的优势和优良的科学文化传统,吸纳国内外教育资源和先进经验，坚持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为国家培养、造就和凝聚一大批德才兼备、具有创新活力和能力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招生计划应向综合实力强、培养质量高的研究所和创新基地倾斜，向新兴交叉领域及新建研究单元倾斜，向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的研究所倾斜，向社会急需的新兴产业与服务领域倾斜。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大幅提高博士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比例。围绕国家发展目标，结合国际科技合作，建立与欧、日、美等国家大学与研究机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制度，创造条件吸纳发展中国家研究生和进修生。

蒋正华：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任重道远

关键技术、核心专利缺乏。近年来，我国已有一批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很多企业还有了自己的品牌和技术。据统计，最近几年来，中国人、中国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总数已超过外国企业在华申请专利的总数，而且在这三种专利当中，发明专利的比例不断提高。但总体来说，我国在关键技术和核心专利方面依然很薄弱。2006年，全国人大组织了一次专利法的执法检查，检查发现，尽管我国企业在专利申请上已有很大进步，但全国仍有99%的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大量企业的生产还是依赖国外的技术或其它企业开发的技术。显然，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取得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中国企业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2/3的大中型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机构，3/4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完全依靠照抄或模仿别人的产品。我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科技开发投入太低，即使是中央管辖的企业，其研发费用也仅占销售收入的1.5%，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一般不低于销售收入的5%，一些发展快的企业，如微软、爱立信等，可占到10%以上，最高时达到19%。这方面我们远远落后。再者，我国企业吸收消化经费严重不足，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费用之比为1∶0.06，而韩国、日本企业比例达到1∶5-1∶8，如此大的反差恰恰反映出两者在企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巨大差距。另外，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总量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90%以上用在了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投入企业的比例较低，这特别是对起步阶段的企业自主创新极为不利。

技术创新需要政府支持。对技术创新的重视、自身的技术积累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但企业的发展也需要一定外部条件作保障。我接触过很多中小企业，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产业往往规模都较小，需要资本的支持，但我国现在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渠道很少，特别是风险投资资金缺乏。而风险投资缺乏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健全。国家如何更好地制定技术开发配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加快体制改革，尽快建立一个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的政策环境，对企业自主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技术创新也需要企业和政府的互动。各国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做法，比较典型的是通过对军工科技的支持和将军工技术转向民用来带动技术和经济发展。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军工技术转向民用，带动了民企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科学理论的创新。政府可以直接兴办一些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有重大带动意义的工程，如日本很多重大项目都是由政府和大企业合作完成的。也可以运用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科技进步。如法国和芬兰，芬兰的诺基亚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生产塑料与家具产品的，曾经濒临倒闭，芬兰政府支持其利用自身良好的销售渠道和健全的管理体系转向信息行业，促使诺基亚成为全球有名的移动通信企业。此外，政府还可以采取政府采购、国际招标等手段，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

杨福家： 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

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首先是入学标准。中外学生怎么进大学的呢？中国的景象是：千万人同考，千万家长“护驾”。这一天不得了，武警都出动，财政部与教育部拨专款保证考试安全。这种规模、气氛，国外少见。在中国，考试几乎成了衡量学生能力的唯一指标。真可谓“一考定终身”。如果北大录取线600分，复旦550分,一个学生考了595分而第一志愿报了北大，那他既去不了北大，也去不了复旦。

国外不是这样。在美国要想进入大学，需要具备5个条件：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中学成绩满220个学分、平均成绩达到B(其中一半是考试，一半是做项目的成绩)、推荐信、面谈。以复旦的优秀毕业生沈志勋为例，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主任，同时是美国能源部顾问。当年美国招考时，只有100个名额，他排名近200，本没有机会。可经与美国人面谈，竟被录取了。如果单凭笔试一刀切，那他就被“切”掉了。当时他是复旦被录取的14人中的最后一名，但今天，他是14人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美国的SAT一年能考7次，并且可以选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上报。什么时候考，由学生自己定。我国高考只是一次考试就决定学生的命运，这一方面不很公平，另一方面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精神负担。问题不在考试本身，我国高考经过多年的完善，虽仍有舞弊，但已相当严格，给公平选拔人才提供了机会。中国高考的毛病在于一考定终身。恢复高考30年来，高考已有不少改进，从一张卷子到今年的17张卷子，浙江省已开始试行同时填几个第一志愿。但还需大大改进。

实践证明，通过面试等其它方式，也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英国首相布莱尔几年前到北京访问时，宁波诺丁汉大学决定选派两名最优秀的学生到北京和布莱尔见面。两名优秀生选出来后，校方惊讶地发现，这两名学生当年进校一人是凭高考成绩进来的，一人是凭面试成绩进来的。所以我建议要考招分开，让考试多元化。只有考试多元化，才能使中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考试虽然是衡量学生能力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高考制度要改革，但改革的基础在诚信。路途相当艰难。

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还体现在对不同类型高校的价值判断。我国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清华、复旦。而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大学生，他的SAT成绩够上哈佛，却选择了一所烹饪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率和哈佛一样低，学费还比哈佛贵，据说欧美10%的烹饪专家出自那个学校。这说明他们的人才概念很宽泛，充分认知不同类型高校的价值。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学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哈佛大学与纽约服装学院是同等重要的。我国政府现已十分重视职校，但尚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1997年，我参加了美国大学校长会。当时，有人提到，如果所有的大学都像哈佛，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崩溃，如果我们所训练的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这个社会也会崩溃。我们需要来自不同大学的不同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奏出生动的乐章。

孔繁翔：太湖水危机的警示

2007年4月太湖梅梁湾比往年提早一个月出现大面积蓝藻水华，随后太湖水源地受到污染，自来水出现恶臭，无锡市大部分生产与生活用水供应中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影响。

此次蓝藻暴发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还是流域内污染物的大量排入导致水体营养盐浓度过高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控制蓝藻水华就必须遏制我国普遍出现的湖泊富营养化趋势。

环太湖170多条河道的入湖污染是太湖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北部和西部河网的入湖通量最高可达32.7%和62.6%，河流沿岸的工业污水、城市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水都通过河道进入太湖。因此建议应尽快明确太湖环境管理的责任主体；优化太湖流域土地利用模式和产业结构；同时要制定更为严格的地方性污水排放标准，提高流域污水处理厂脱氮、脱磷能力；开发科学施肥技术，降低农田氮磷流失量；加快湖湾、环太湖淤塞河道以及上游湖荡的底泥清淤与生态保护与修复，恢复湖滨带生态系统，削减湖泊内源污染和入湖污染。同时要改变蓝藻水华 “暴发”无法预测的传统观点，认识蓝藻生长与水华“形成”的基本规律，在每年蓝藻开始复苏，尚未进入生长繁盛期，就采取必要技术措施，去除蓝藻或抑制其生长；在重点景观湖区和水厂取水口，对蓝藻水华的形成进行预警，拦截和去除蓝藻，减少危害。

水危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对此，各级政府一定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此次太湖水危机已敲响了警钟，我国江河湖泊的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

陈清泉： 香港回归十年感言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祖国，也恰在这一年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回顾10年回归路，令人感慨万千。

内地与香港：从隔绝到沟通。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招收内地的研究生。那时候，香港的内地学生还非常少。为什么会率先“吃螃蟹”呢？这与我自身的经历有关。我1937年生于印尼， 1953年在著名的华侨学校“巴城中学”毕业后回国就读于北京矿业学院，于1957年毕业留校，后被保送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曾于1960年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之后被煤炭工业部借调，主持提升机自动化技术革新。1976年成为香港电灯公司的研究工程师。此后，先后在香港理工学院(后改称大学)和香港大学工作，并在国外的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过学术研究。我经历过几次政权的更迭，印象最深的就是10年前香港的顺利回归。这主要归因于祖国的强大。在这10年中，我亲眼见证了香港和内地由隔绝到沟通的全过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如果你在当地讲普通话，就得承受身边人鄙视的目光。当时，内地和香港的学术交流非常少。内地学者到香港访问，常常是通过私人关系，而香港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不太欢迎内地的学者参观、访问。 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才招收了七八名内地研究生。那时，招收内地研究生手续非常繁琐。学生从申请到批准至少要半年，有时甚至是一年多的时间。随着香港的回归，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内地的学生到香港读书，手续已大大简化。目前，香港的大部分研究生来自内地，本科生中内地学生的比例也在逐年扩大。2002年，我招收的内地学生已达十五六个。现在内地人在香港购物，港人会主动跟你讲普通话。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普通话也已经到处可以听到。

从思维到经济：良好的互补。在思维方式和经济发展方面，香港和内地具有很好的互补性。思维的过程包括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应用。其中，分析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成各种属性或部分；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或各种属性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内地大学由于上世纪50年代受苏联大学专业划分过细的影响，思维过于专而缺乏宏观视野。而香港由于是国际性大都市，融合中西文化，因此学生的视野一般来说比较广。我从内地到香港后，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对于工程而言，创造性就体现在“看到树木之前，先看到森林”。近年来，香港学习工科的学生越来越少，内地学生成为极好的补充。此外，香港从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引进了很多有名的教授，也需要更多的学生来体现他们的价值。作为一个以工商为主的社会，香港当地对科技的需求和消化能力都比较弱……，种种方面构成了内地对香港的吸引力。同时，对于内地来说，香港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它充分的国际化上，例如用英语教学，香港大学的学位在国际上被认可，对国外的信息有及时的了解等等，这些也会帮助内地的发展。

奔波三地：桥梁与纽带。我这一生，1/3在内地，1/3在香港，还有1/3是在国外。如今已届70仍在这三地奔波，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内地、香港和国外的合作。“桥梁”就是要促进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的相互交流、相互了解，排除文化上的差异，相互信任、优势互补；“纽带”就是把学术界、工业界、金融界、政府互相连通，擦出火花，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现在，我和内地东西南北的高校中都有联系。例如，北边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边有华南理工大学，东边有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西边有重庆大学，中部还有武汉大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武汉大学，还有我自己的宿舍、办公室。在与这些高校合作交流的过程中，我愿意及时将国际上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带到内地，推动这些高校的学术水平向国际最高水平靠拢。 此外，香港回归后我还与内地的企业有了更多的联系，现在我跟包括一汽集团、长安汽车(集团)等很多企业都有深入的合作。

香港回归已经使得“一国两制”这棵大树深深扎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棵大树还会进一步长大，结出更加甜美的果实。香港应当从幼儿园开始就加强国民教育，增强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另外，内地和香港间的通关手续还要进一步减化，以方便两地的来往。为了加强香港对内地的认同感，促进两地更好地交流，香港和内地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