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呼唤社会预警系统

社会预警系统是指长期追踪公众社会态度变化的调查。根据这种调查可以发现并监测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提请国家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化社会不稳定事件于未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曾组织各国学者深入分析南美和东南亚等国的社会动荡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美元向1000美元发展的进程中，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被重新分配，贫富差距加剧；由于外资进入带来了产业结构变化和大量人口失业以及民族文化冲突，此阶段极易发生社会动荡。

我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多发时期。整个社会大背景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下的经济转型。改革已触及各种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体制问题，新旧体制并存常常造成机制冲突；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重新分配；加入WTO后，我国经济系统更易受到世界其它地区社会和经济动荡的影响；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孳生；部分国家公职人员、管理者的不良工作作风等等，都会引发群众的不满，产生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如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就有可能酿成社会不稳定事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里，大的、有全局影响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已发生过两次；局部的社会不稳定事件更是每年愈万起。我们要特别注意各项社会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Beck的社会风险理论认为，人和社会的许多行为及产物本意是造福人和社会，但又存在可能危害人和社会自身的风险1。目前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如未考虑到公众的可接受性，就可能产生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矛盾——改革和发展需要社会稳定；改革和发展又可能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建立社会预警系统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国家需求。

2 通过公众态度预警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原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社会预警问题，并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开展了研究。例如，宋林飞介绍了国外一些学者的理论，并提出了基于宏观经济和社会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2。中国社科院自2001年起，每年发表一卷《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3。各省级的社科院也都逐年发表类似的研究报告。但我们都应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社会形势当然就是一个个人的行为集合。所以，只有了解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才可能准确分析社会形势，敏锐地辨识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家庭消费为例，人们总是对自己的收入(消费能力)和消费品价格很敏感，根据物价和自己的消费能力消费。这些信息先是被零售商、服务商觉察到，然后通过订货将此信息传递到生产商那里。生产商于是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生产规模或改变产品和服务结构，形成最终的经济景气。消费者对物价水平和自己消费能力的判断就是态度，在研究中称为经济信心。对二战后几十年来消费者经济信心和经济景气的统计分析表明，二者的曲线走势完全一致，而最有意义的是，经济信心曲线的相位总是先于经济景气3周到6个月。这种提前量表明，通过调查公众的社会态度，可以更直接、及时地预警社会不稳定因素。

态度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也是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态度指个体对社会事物的内隐行为倾向。人们所说的价值观、信念、满意感、士气、气氛、意愿等，都是态度。态度反映个体的社会存在，又主导其行为。人对涉及的社会事物，因其是否符合自身物质方面或理念方面的需要，都会产生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接近或拒绝的体验。这就是态度。个体因各种社会事物对自己的意义差异，就会形成不同方向、不同强度以及从核心到边缘地位不同的态度。越是核心的态度，对行为的主导作用就越显著。心理学将态度看作认知和情感等基本心理过程与外部活动间的中介机制，看作动机、情感、知觉、认知过程的连续整合模式。所以，通过社会态度调查来预警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在发达国家，社会预警研究机构早已存在。这里选介3个有代表性的机构及研究工作。

美国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k Research ISR)4，设在密西根大学，1946年在已存在近10年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是全世界最大、历史最长、综合性最突出的多学科社会研究机构，固定和流动研究人员长年维持在100多人。其最初将研究目标定为防止周期性经济危机，很快便扩大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破坏”因素。该所的研究报告从不公开发表。以下是社会研究所开展的各项研究。

消费者态度调查，自1946年起每月1次。这是该所持续时间最长、调查密度最大、也最著名的研究。研究得出消费者态度(经济信心)是预测经济景气的重要依据；

全国选举研究，自1948年起每2年1次。起初，该调查只是针对总统选举，后来扩大到联邦和各州议员选举；

家庭收入调查，自1968年起每年1次。该研究不只是对消费者调查的补充，主要目标为监测经济的“破坏”因素；

把握未来——青年人调查，自1975年起每年1次。主要目标是监测战后出生的青年人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美国人生活调查，自1979年起每年1次。该调查的实际对象是黑人，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监测，后来扩展到其他少数族裔群体，“9.11”事件后又立即启动了恐怖主义根源研究，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又启动了阿拉伯裔美国人调查；

世界价值观调查，自1989年起每5年1次。该研究源起于波兰的政治动乱。现在，该调查已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健康与休闲生活调查，自1992年起每2年1次。

英国全国社会研究中心(Nationak Center for Sociak Research NCSR)5，1956年成立，是独立的非营利研究机构(相当于我国的事业单位)。该研究中心基本照搬美国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和管理模式，主要服务于英国政府，后来又加上欧盟。主要调查结果不公开发表。但其他研究人员申请，可获准无偿使用调查数据。该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有：

家庭支出调查，自1957年起每年1次；

英国人选举调查，自1964年起每个选举年1次；

雇佣关系调查，自1980年起大致每4-6年1次；

英国人犯罪调查，自1982年起每2年1次；

英国人社会态度调查，自1983年起每年1次；

劳动力调查，自1983年起每年1次。这是唯一的一项在原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各国范围的调查研究。

美国全国意见研究中心(Nationak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6，设在芝加哥大学。该中心只开展一项调查研究——基本社会调查，自1972年起每年1次，1992年以后每2年1次。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长期资助的最大的社会学研究项目。该调查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生活、工作、休闲、宗教、政治5个板块，1992年以后又增加了2个用于国际比较的板块。调查数据4年后公开，其他人申请可获准有偿使用。

通过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预警研究，可以总结出社会预警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7。

(1)社会预警研究服务于国家行政。这种态度调查，若由政府直接出面操作，恐难以获得公众真实的态度；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商业性调查机构也不宜介入。服务于社会预警的态度调查只能由政府委托公立研究机构承担。调查结果只提供给国家行政部门，一般不公开发表。

(2)社会预警研究要求长期追踪性调查。通过精心设计的分层抽样框，调查样本相对固定，定期调查，长期追踪，以期正确解释不同社会群体(cohorts)的社会态度变化特征。这种长期追踪的调查结果才可作纵向比较，才能说明社会形势的变化。

(3)社会预警研究需要多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和合作。以美国的社会研究所为例，参加研究的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宗教学家、统计学家、数学家等。

发达国家目前主要监测的社会问题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国际国内社会基础、恶意投资和消费行为、就业、种族关系、政治表态(选举)、药物滥用、酗酒、非婚性行为等。而我国现阶段须密切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三农”问题和群体冲突行为。可以说，我国的社会预警研究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和科学问题，应当探索我们自己的社会预警理论与方法。

基于公众社会态度调查的社会预警系统，对国家行政至少可以发挥以下4种功能。

(1)预警。通过了解公众社会态度监测社会形势变化，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

(2)建议。通过了解公众社会态度及反映的社会问题，为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建议和技术支持。

(3)疏导。公众的一些不满情绪，只要能以恰当的方式宣泄就可以得到平息。公众社会态度调查本身就是一种关注和倾听，可以成为宣泄不满情绪的恰当渠道。

(4)监督。公众社会态度调查可以补充官方正式沟通信息的不足，监督基层官员的行为。

这些功能都是国家行政迫切需要的，也是其它宏观分析研究无法取代的。通过社会态度调查预警社会不稳定因素，比起其它做法来，还有其特殊的优势。

(1)了解到的公众社会态度预测社会形势变化比宏观统计数据更直接、更灵敏。利用宏观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分析当前的社会形势主要着眼于宏观的经济结构问题，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更敏感地反映社会问题的还是人态度。

(2)了解到的公众社会态度反映社会问题比党政领导视察更经济、范围更广。各级党政领导经常到基层视察、了解情况，固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但领导者的精力和时间必定有限，公众社会态度调查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了解到全国范围存在的各种问题。

(3)了解到的公众社会态度比分析不稳定事件个案更有普遍的代表性。各级政策研究部门经常研究一些社会事件，以探讨政策问题。个案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出问题，但不能证明和理解问题的普遍意义。还有些社会报道和报告文学也通过个案展示社会问题，虽然鲜明生动，但不是科学研究或政策研究。公众社会态度调查，通过精心的抽样设计，可以迅速发现问题及其普遍性。

通过公众态度调查预警社会不稳定因素，并不那么简单，还须解决几个重要的关键问题。首先遇到的核心问题是，态度与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经过长期研究发现，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机制主要有：表达的非真实态度；个体态度的认知成分与情绪成分冲突；概括性的态度与具体行为非一一对应；强权或社会规范压力下的工具性、矫饰性行为背离真实态度等。计划行为理论提出，在态度和行为之间还存在一个变量——行为意向(intentions)8，其为根据态度准确预测行为提供了有力指导。此外，大样本调查得到的变量间相关往往很低，这也给通过态度预测行为增加了分析难度。一些研究证明了某些态度对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或中介作用9，也为分析态度与行为意向和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因此，在社会预警研究中，特别需要努力寻找这些调节因素和中介因素。总之，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了解到的态度难以有效预测个体的具体行为，但对群体(cohorts)行为的预测远优于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对群体总的行为趋势的预测优于对具体行为的预测。这样的结果已能满足社会预警研究的要求。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调查抽样的代表性。服务于社会预警的态度调查要有效、准确地推断总体，就应尽可能减少统计推断误差。这就不能象其它目的研究的调查所采用的抽样。发达国家同类研究都采用分层抽样技术，但成本很高。这里的“层”，指影响态度的人口学特征，如职业、教育程度等。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调查的有效回应率。过高的拒应率会破坏设计的抽样框对总体的代表性。设想一个宣称抽样误差控制在5%的调查，如果有效回应率尚不到95%，这种控制就会落空。研究还发现，拒应某个问题的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惊人的一致，说明过高的拒应率会增加调查结果的系统偏差1011。

第四个关键问题是建立社会预警指标的效标(criteria)。效标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概念，指独立于心理测量、又能检验心理测量有效性的其它观测。社会预警研究的效标，主要是各地的经济与社会统计数据。各种态度与行为间的关系是否具有预警力，需要根据这些效标测量来检验。没有效标测量检验的态度调查，至多只能算民意现状的描述，没有社会预警作用。

3 基于公众态度调查的社会预警研究构想与实践

中科院心理所开展社会预警研究，始于1998年。但最初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研究经费，只是做些文献调研和国外研究动态的跟踪。2000年，在中科院党组的指示下，心理所成立了反邪教研究组，并启动了“邪教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与建立反邪教社会预警系统”研究项目。研究应用访谈和问卷方法，调查了3个省的部分邪教痴迷者及与之人口学特征相近的正常成人，有效回应率达100.0%。通过比较分析邪教痴迷者与正常成人的人格特征、认知方式、生活事件，得出内向、场依存性两个有鉴别力的心理指标，又以当地能够收集到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为效标，得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万人痴迷者人口比例的不同相关关系。研究报告报送院党组、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委，得到高度评价。

2002年，“社会预警系统的心理与行为指标”研究被列为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我们调查的社会态度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

基本社会态度，包括生活和职业(工作)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对各级政府和基层干部工作的满意度等；

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包括对腐败、贫富差距、看病就医、养老等17个方面的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

对社会问题的应对行为意向。根据是否有利于解决问题和社会稳定，分为4种恰当的应对行为和5种不恰当的应对行为——忍受，发牢骚，联合亲友对抗，罢工罢课，集体示威。这5种不恰当的应对行为正是我们要预警的重点。前两种行为可以看作社会失序的先兆；后三种行为正是群体冲突事件的直接表现。

该研究迄今在西部和中部4个省172个县开展了两轮问卷调查，入户调查了上万户城乡居民家庭，有效回应率达99.7%。研究目标定在辨识“三农”问题及其它社会不稳定因素和预警群体冲突行为。因某些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比较敏感，由于非技术的因素而难以获得，我们尝试分析某些态度对另一些态度与行为意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或中介作用，据此建构社会预警指数。

研究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首先，城乡居民对生活和工作(职业)的满意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基本无关，但与当地政府和基层干部工作的满意度显著相关。而且，不同地区城乡居民的社会态度差异很大。这也说明，我们以县级区划为单位分析公共政策、行政行为及社会环境的考虑是适当的。

其次，对当地政府和基层干部工作的满意度，是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与对社会问题判断两者间关系的重要调节因素。这个调节因素的意义可以理解为：当公众对当地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工作感到满意时，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判断与自己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更接近或一致；而当公众不满意当地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工作时，他们对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判断会显著高于自己感受到的生活压力，可能对政府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寻求其它途径应对可能增加自己生活压力的社会问题，也就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事件。

第三，我们采用的典型抽样技术得到进一步完善。这种抽样技术我们在1998年为配合国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开展的“18城市职工住房消费行为研究”和2002年“非典”时期“6城市居民应对行为研究”中都尝试过，并证明有效。我们在社会预警研究中考虑的层已多达5个：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居民身份(城镇或乡村)、年龄、性别、职业。典型抽样的精确程度虽然不如分层抽样，但可降低调查成本。

我们还根据上述忍受、发牢骚、联合亲友对抗、罢工罢课、集体示威5种不恰当应对行为在各县的选择率，尝试建构社会预警指数(见图1)。应用各种不恰当应对行为选择率的反累积比例和三点插值法，将社会预警指数划分为警报区、预警区、以及稳定区。图1中横坐标是我们建构的社会预警指数；纵坐标为累积百分比例。每条曲线分别代表一种不恰当的应对行为。根据调查结果，得到各种不恰当应对行为的选择率。各垂直折线为根据相应行为的选择率和插值公式推算出的社会预警值。这样，整个横坐标就划分为从原点到最左边的垂直折线、最左边折线到最右边折线之间、最右边折线以右3个区间，分别代表稳定区、预警区和警报区。如果在某县，不恰当行为的选择率高于某一比例，通过插值法推算得出较高的社会预警值，落入警报区，那么该县发生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可能性显然大大增加。有关行政部门就要一方面做出防范不稳定事件的准备，另一方面更要认真检查该地区的行政工作，查找并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如果不恰当行为的选择率落入较低的比例区间，插值推算得出中等的社会预警值，表明虽然发生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可能性不大，但肯定存在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须查找到并解决它们。

目前我们的社会预警研究还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首先，现阶段在我国，不同学科的学者各自做着社会预警研究，但相互间很少沟通和合作。这种状况不仅浪费科研资源，而且研究质量也难以提高。实际上，社会态度调查为各学科的科学家们提供了共同的分析平台。获得的数据如果由不同学科的学者共享，可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得到更有意义的成果，能更好地预警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次，用于筛选有预警力态度的效标测量由于非技术因素而难以获得。要建立国家社会预警系统，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协调各行政部门的立场，保证效标数据得到充分利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乌尔利希·贝克, 何博闻 [译]. 风险社会. 南京: 译文出版社, 2004, 58-66.

2 宋林飞. 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 东南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99, 1: 69-76.

3 汝信 (主编).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200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 http://www.isr.umich.edu/

5 http://www.natcen.ac.uk/

6 http://www.norc.uchicago.edu/

7 王二平, 张本波, 陈毅文等. 社会预警系统与心理学.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1(4): 363-367.

8 Ajzen I.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ttitud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 27-58.

9 Drake C R, McCabe M P.Extrarelationship involvement among heterosexual males: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ast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Psychology, 2000, 30(7): 1421-1439.

10 Smith T W. House effects and the reproducibility of survey measurem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1980 GSS and the 1980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2, 46(1): 54-68.

11 Smith T W. 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of clustered and scattered scale item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83, 46(2): 163-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