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10日，《科学时报》(时为《中国科学报》)以《生存与发展》为标题，以整版的篇幅率先展开了关于国情的讨论。在此之前，“国情”一词只是学术界的专业术语。在这期报纸的编者按中，时任《科学时报》国内科技部主任的李存富写下这样的问句：“中国的国情怎么样？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会遇到哪些困境与危机，希望在哪里？”
在这一报道中，《科学时报》还以“告民以实情，晓众喻大义”的媒体责任感，将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公众。
此后，“国情”一词逐渐走出了“国情学者”的书斋，进入到更广阔的学术与大众视野中。
由于“生存与发展”的探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4月中旬，《科学时报》组织了由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孙鸿烈、学部委员(院士)陈述彭等人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的媒体加入对国情问题的关注与探讨。4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布了此次研讨会的新闻。5月5日，在研讨会的基础上，《科学时报》再次推出关于国情的专题报道——《唤起民族忧患意识，增强生存发展信心》。在这期专题中，孙鸿烈、陈述彭等人以《国情教育要从小学生抓起》、《要提高国情分析的透明度》、《国策就是要创造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等文章，更加深入地表述了国情研究的重大意义以及对未来焦点问题的看法。
在专题推出后，《科学时报》曾印发一部《生存与发展》的小册子。1万本小册子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销售一空。此后不久，北京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找到《科学时报》，提出了合作编写关于国情的图书的想法。随后，由《科学时报》主编的《国情与决策》一书问世。《科学时报》继首家挑起关于国情问题的讨论后，又贡献出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国情的图书。曾任中国科学院第二任院长、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在一米多长的宣纸上为此书提写了书名。
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情”、“生态赤字”、“粮食安全”、“资源环境”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词汇就成为大众的日常用语，《科学时报》由此圆满完成了“告民以实情，晓众喻大义”的媒体责任。
作为一家科技类媒体，为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为科技一线与科技决策层搭桥一直被《科学时报》当做重要任务。在将“国情”介绍给公众后不久，《科学时报》又展开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
1990年，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5年的时间，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1990年3月30日，《科学时报》推出对原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的专访《科技体制改革在思考问答录》，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展开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这期专访分别被当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和4月20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栏目摘要播发。
4月10日，《科学时报》以《科技与经济结合为何这么难》为题，继续对科技体制改革进行探讨。1990年6月5日，《科学时报》与中科院政策局联合举办了科技体制改革探讨座谈会，周传典、侯祥麟、何祚庥、张维、师昌绪等10多位学部委员、相关领导、科研人员参加了此次座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等媒体分别发布了座谈会消息。
1990年9月25日，国家科委办公厅出版《国家科委信息》增刊，专刊介绍《当前科技界、舆论界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反应》。增刊中指出：“前不久，一些报刊对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讨论，其中，以《中国科学报》较为集中……《新华文摘》第八期部分转载了其中4篇文章的内容。”9月28日，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此作出批示：“请你们认真研究这各家之言。关于‘科技改革5年’的讨论，放在七中全会后进行似更好。讨论总结时，应针对科技界、工业界提出的尖锐问题给予明确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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