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符合国情、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我们首先必须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才能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一、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工业化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马克思说过：“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同时，人类在自然的“报复”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自然关系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和谐与否，如何实现和谐，取决于人类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当时，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由于天然食物供给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人类为了生存，聚居在自然条件优越、天然食物丰富的区域，形成了利用原始技术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仅能维持个体延续和繁衍的低水平物质消费方式，以及以家庭与部落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人口数量与平均寿命都很低，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

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保持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和区域性不和谐。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有很大的提高，产生了以耕种与驯养技术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基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大家庭和村落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性和阶段性紧张。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仍旧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仍能基本保持相对和谐。

在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紧张状态。工业社会创造了农业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人类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极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促使世界人口急剧膨胀。工业社会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类已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不断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但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曾严重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造成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

近50年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扩大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多样，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困难。二是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只考虑当前需要而忽视后代利益、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三是通过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全球扩散；由于国家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摆脱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现实，面临着资源被进一步掠夺、环境被进一步破坏的严峻局面。

综观整个社会发展史，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使用，都导致了自然界作出报复性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严峻，但是人类绝不可能退回到被动适应自然的道路上去，只有依靠发展，才能实现新形势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如果人类不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长此下去，地球也有可能成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三)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不断深化

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发展。在古代，人们凭借着简单的知识，产生了一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我国先秦时期《周易》中有“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的提法；老子也曾说过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西方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形成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论自然观。工业社会初期，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没有注意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趋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们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应运而生。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认识，深刻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提出了挑战。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尽管该报告中的观点有些片面和悲观，但是其中提出的自然界的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依然警示了人们。同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02个国家首脑参加了会议。联合国环发大会共同签署了五个重要文件。大会讨论通过了两个纲领性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会议通过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有153个国家及欧洲共同体正式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确定发展仍是人类共同的主题，进一步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以及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领域。

上世纪后期，国际科技界组织实施了许多大型科技计划，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以《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等为代表的全球性科技计划，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发达国家在加强控制污染排放的同时，近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期建立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例如，1996年德国实施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2000年日本实施了《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法》。又如，欧盟各国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计划至201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目前的约6%提高到12%，风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22%；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努力降低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随着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必将越来越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与理解，越来越自觉而及时的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使我国真正成为发达的世界强国。这无疑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