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这次改革重新点燃了在人们心中沉寂已久的教育改革的希望。”教育学者杨东平说。

回眸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北大教改有可能成为中国教育的新起点。这次改革与以往相比有两个特征：一、这次改革是来自学校自身需要的自发行为，不再是国家行为。二、这次改革直接切入改革最具利害关系的人事制度，不再依照循序渐进的步伐。重新审视新中国教育的沿革，于更深刻地理解今天北大改革的意义或有裨益。

高等教育的草创期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旧有的高等教育，以专业和学院为基础，以培养专门性人才为目的，构造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品质。这种模式集中了国家资源，迅速培养了大批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却有其明显的弱点和弊端。按照杨东平的观点，这种模式严重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使得人才培养过于专门狭窄，效益低下。因此这一模式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对象。

文革后教育的恢复“文革”十年后，中国恢复了高考，这让中国的教育重新走上正轨，也为同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紧接着，一九八五年中国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开启了高校改革的新征程。当时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等要求。

这次改革的尝试带给了中国教育界许多新气象，据杨东平回忆，当时全国共有一百多所高校实行党政分开和校长负责制，其中年轻的深圳大学更是以“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收效良好而著称于教育界。但遗憾的是，这次大学改革的尝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至今日已被大多数人遗忘。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

一九九三年以后，国家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国家在一九九五年启动的“二一一工程”和随后启动的“九八五工程”都将重点落于学科建设方面，相对而言，在教育体制改革层面上的动作缓慢。杨东平比较了一九九八年出台的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条涉及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一九八五年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的异同。

北大改革的意义

回到今天北大的改革，与以往不同，这不再是一场自上而下循序渐进的改革，而是一次由改革主体从自身需要出发的自觉行动，也许这正是这场改革的最大意义所在。也许今天北大的改革只是在改革面对的体制“南墙”上找到一个比较脆弱的突破口，但当缺口打开以后，北大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象征意义将会把原本属于校内的改革推向了整个教育界甚至可能是更大的舞台，甚至为中国的改革推开另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