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推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一、二稿(以下论述以二稿为基础)并引起激烈争辩之后，中山大学称，校党委常委会已经审批并通过久经酝酿的《中山大学教师编制核定、职位设置与职务聘任规程》，于近日正式实施。可以预料，如果北大人事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将有更多重点大学跟进，从而演化为全国高校人事体制及其他体制的重大调整。

作为全国高校的“火车头”，北大试图以每年不多的投入(北大在985计划第一期3年共获得18个亿人民币的资助，已经是历史最高；而在2001至2002年度，全美获捐助额排名第10的杜克大学也有超过2亿6千万美元的捐助)，在不长的时间内自立于世界领头高校之林。就现有水平而言，北大诸学科中可称全球领先的，恐怕主要在传统人文学科。与国家发展水平相若，理、工、西医、社会科学等在西方文化输入后始获专门发展的学科，与世界文化强国相比则仍处于比较滞后的位置。让部分大学先行“一流化”的国家教育发展战略，无疑肩负着极为艰巨的重任。

“欲与列强试比高”的大学们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在投入比别人低许多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在后发学科领域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一流，让自己教育出来的学生成为世界名校争先聘请的对象，让自己的科研水平排名世界高校前列？

为迈向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的此次北大人事改革方案，企图通过改变教师组成来改变学校排名。改革方案所建立的晋升和流动体制，针对的是副教授和讲师，而不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由于不同大学争相聘请的更多是已经成名的教授，而不是讲师或副教授，学校原有的副教授或讲师便极少能晋升正教授，未来的终身教授另有来源。新体制的重点落在往学术市场上筛选人才，而没有提供一套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来决定谁可以升教授(这应是终身教职这种晋升评聘体制最关键的环节)；反而正由于国内缺乏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改革方案嫁接了西方学术评价体制，通过它来辩识人才，或者说主要从海外学术市场挑选人才。

这样，便将处于成长期的青年学者推入了激烈竞争的学术市场。新的人事制度所建立的学术名利场，可能带来越来越多的讨价还价、幕后活动和非学术竞争，那些愿意遵循学术自身逻辑进行研究的教师可能更容易被淘汰。而且，由于只要被西方学术界接纳，就有机会在国内一流高校成为教授，有志学术的学生于是争先留学，各大高校自己的博士培养则很可能被废武功。这将严重冲击原本处于世界一流行列的传统人文学科(如果中国人文研究也要按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很难说不是自降身价)，也损害其他学科的自我成长能力。

而这一意在“摘桃”而非“种桃”的方案恐怕也很难如愿以偿。以目前华裔学者在社会科学等较少依赖实验条件的学科领域的表现，研究水平处于世界前沿者仍在少数。如果只是吸引更多国外名校毕业的华人博士，又无实力引入大批一流非华裔学者，那么即使有一定的资金来支持中国高校这种“超英赶美”的竞争，能在多大程度实现研究水平的跃升也仍然是未定之数。在投入要求很高的工科领域，难度要更大一些。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如按此方案改革，北大最有可能的一个前景是，成为一个冒牌的二三流美国大学(或者最高留美预备学校)。

其实，在目前中国大学投入水平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与其一味跟人家比阔“摘桃”，不如兼顾竞争性评价与培养(“种桃”)两个方面，充分利用自己尚有的学术吸引力，让年青学者安心学术，保存斯文，冀日有成。这将是成本更低、也更尊重学术逻辑的发展路径。学术的培育有其自身的逻辑，它要求的是埋首十年有所成的“傻劲”，而非在学术市场上一心追名逐利的精明。如果大学只会“摘桃”，切断了原有世界一流学科人才培养的源头活水，又无法在后发学科的人才培育方面有实质性推进，就有可能带来倒退。

与此相应，高校人事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应该是如何去建立而非嫁接一套独立、透明的学术评价机制，更好地甑别人才，营建更好的学术环境，这样才能既培育自身的学术队伍，推动国内大学间的人才流动，又利用这种经济条件之外的优势来吸引海外真正关心中国学术的学者。中国学术界现在还远没有建立起客观自主的学术评价机制，文科中即使像《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并非没有争议，理工科科研经费的申请也经常受课题学术价值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学术逻辑经常没有非学术逻辑的声音大。大学通过实现学术自主来自我革新的工作，要远比制定一个市场“摘桃”的人事制度艰巨。培育一个自主的教育场域，维护学术的价值与自主的标准，拒绝让大学听命于非学术逻辑，需要开放教育投资，打破教育垄断，增进教育的自由。这一“治本”之道，已经不只是一所大学的责任与使命。

古人云，“学为政之本”。大学保存和孕育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元气和文化自信。大学的这一天命，并非追求世界“一流”的量化目标所能取代。将来做了一流的北大与哈佛可堪比肩之处将在于，北大之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与哈佛之于美国与世界的意义相若。倘若北大于中国只是一所二三流美国大学，又有何意义可言，于世界更是贡献平庸。其实就目前的实际社会位置和文化功效而论，北大对中国的意义远远超过寻常一所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如果不是过于急切和盲目地追求“一流”，并不至于简单嫁接(以嫁接代移植)西方的学术评价制度，一刀切地重“摘桃”而轻“种桃”。大学要对民族与世界的文化建设有所贡献，就应该走出“超英赶美”的误区(这不等于闭关自守)，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学术评价机制，自主透明，既“种”亦“摘”，包容中外，从而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