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方

据我的朋友焦国标博士讲，北大公布改革方案以来，他们系已经开了三次讨论会。焦博士现在是副教授，如果方案施行，未来他将有两次晋升教授的机会，若不能如愿就只好离开北大了。为此焦兄正在撰写学术专著。

焦国标是著名杂文家，写过一篇《写着杂文进北大》。观点见仁见智，但焦兄的意思我明白，通过申明自己的另类身份，赞扬北大兼容并包的胸怀：有突出特长者皆有机会入教北大。这是蔡元培先生为北大确立的传统。当年梁漱溟先生才二十多岁，学历、资历似乎都不足以服众，蔡先生经过考察，发现梁确有真才实学，遂聘他坐上印度哲学的教席。如果北大没有这个传统，恐怕焦博士是很难“写着杂文进北大”的，即使进了恐怕也不敢直说出来。

我读北大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校园里有两种评价先生的说法比较流行。一种是说，有的老先生，一辈子只写过一本小册子，然而其严谨和绵密，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都是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谈论这种老先生的。还有一种说法，“是真名士自风流”，当时我记得主要是形容袁行霈、钱理群诸先生的，说的不是学术成就，而是指他们为人师表的风度。例如，钱先生虽然与余杰观点分歧，但是给余杰写的那封长信，我们外人读来都很动容。立场问题毫无妥协，身为师长的那份复杂的感情却自然流露。如果想知道什么叫人文精神，不妨认真读读这封信。

至少在我毕业之前，北大似乎存在这样一种风气，真正有料的先生，是不大在乎按部就班的晋升之途的。先生的声望，主要来自学生的口碑。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边，才能够产生一辈子只写一本小册子的神话。

恐怕我必须承认，我说的都是老黄历了。毕业十多年来，似乎北大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它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气越来越罕见了，越来越变成现实生活的顺势参与者而不是质疑者，给人的感觉也越来越主流。甚至“主流”到爆出王铭铭学术丑闻来。这在过去的北大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我对母校的失望也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北大对我的记忆，不过是发黄的花名策上成千上万普通名字中的一个。

不过我想，如果北大这次改革成功，大概梁漱溟是不会再有了，一辈子只写一本小册子的老先生更不会有了。“是真名士自风流”还会有吗？也许吧，但是请先出示博士证书(最好是洋博士)，然后再去拼命抓住“惟二”的晋职机会。焦国标博士“写着杂文进北大”，无非也就是想是真名士自风流一下，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写论文去吧。

我离开学校太久了，也许已经没有资格评论北大的改革。或许正如评论界普遍认为的，北大又一次在国内开创了风气，是一件大好事。我只是担心，北大将继续失去它正在失去的东西。至于失去的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或许我明明知道却不便于说出来。姑且这么说吧，至少它会失去为后来的学生所津津乐道的某些传奇。我想，为了“惟二”的机会而奋斗，对于奋斗者来说也许至关重要，但是在旁观者看来则绝无当作谈资的价值。北大的价值，很大程度在于它给了人们无穷的谈资：一个能够让人津津乐道的地方，一个产生很多故事和典故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当坚硬的规则在一个地方确立起来，产生典故的土壤也就硬化了。此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历史，典故最多的时候是春秋战国，越往后规则越明确越坚硬，典故反而越来越少。

也许你会说这是“必要的丧失”或“必要的代价”，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则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也要说，一个无法提供谈资或者典故的地方，永远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尼采一百多年前说的那句话：“理性的，太理性的”，今天我也要送给我的北大——不，我曾经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