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文化不宜一概否定，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阶梯。然而，传统文化也具有负面作用。传统的制度、规矩、道德、观念等，经常会禁锢人们的头脑，束缚人们的手脚，阻滞社会的创新。因此，创建国家创新体系必须首先有效应对阻滞创新的传统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超稳定社会结构直接影响着国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破除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是摆在国人面前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认为，阻滞国家创新的障碍从社会结构、文化和制度层面分析主要有：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依附有余而独立不足的人格；官本高于民本，人治高于法治，集中高于民主，权力高于一切的体制和制度。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与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具有五大特征：下级对上级的依附；民众对权力的畏惧；政府对民众的管制；能力对权力的服从；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一句话，惟权力配置与支配一切资源。解决问题之可能路径：按照“能力本位”的理念，改造社会层级结构。从权力获得的方式、权力获得的根据、权力行使的方式和权力行使的方向四个方向努力；确立“能力本位”的文化理念，培育独立人格；按照“能本管理”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

创新文化阻滞力

创新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对待它。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的。创新不仅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保护和传承文明的主要动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寻求富强的征途中，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往往决定了它们造就的社会兴衰和国家强弱。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能力，既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谋得生存和发展，同样也无法保护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可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创新型国家正成为许多国家的自觉选择。自主创新强国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

文化是创新的环境、条件与中介。传统文化当然不宜一概否定，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阶梯。然而，传统文化有时也具有负面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超稳定社会结构直接影响着国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传统文化中不合适宜的制度、规矩、道德、观念等，经常会禁锢人们的头脑，束缚人们的手脚，阻滞人们的创新。因此，创建国家创新体系必须首先有效破除阻滞创新的传统文化因素。破除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是摆在国人面前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历史任务。

一、创新文化阻滞力分析

一般而言，阻滞国家创新的障碍通常有封建遗毒、官本位、权本位价值观等。但从社会结构、文化和制度层面分析主要有三个因素：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依附，服从有余而独立个性不足的人格；官本高于民本，人治高于法治，集中高于民主，权力高于一切的体制和制度。

(一)社会结构层面：

分析首先从中国超稳定的社会层级结构入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内在的抑制超越和创新的文化阻滞力的根基和寓所正是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与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具有五大特征：下级对上级的依附；民众对权力的畏惧；政府对民众的管制；能力对权力的服从；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一句话，惟权力配置与支配一切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权力至上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相媾和，是产生一切负面问题的总根源。这里，我们看到了封建集权文化的某种存留。诚然，在以层级为特征的权力体系中，上令下行(命令-控制模式)本是保障权力正常运作的基本规则。然而由于各级官员不是真正意义上选举出来的(选举，通俗地讲就是选出来，举上去)，而是由上级任命的，因此只对上负责、对下不大负责。在官员的任命、升迁等过程中人情、金钱等非能力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加之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缺少对权利的尊重，必然导致权力的拥有者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碌碌无为甚至胡作非为成为一些人的座右铭。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纵容了官员的舞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混淆加之权力至上，必然造成社会公共管理的缺位与越位以及权力对权利的践踏。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盛行，以至于简直不给正直的官员发挥一点积极性的余地，也不可能形成创新的局面。时下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败造成的，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需要通过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使权力寻租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具有创新意识的国民。而当代中国深厚的官本位对创新具有巨大的阻滞力。所谓官本位主要是指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这是造成依附性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创造性人格不足的根本原因。因为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强调的是束缚人和控制人而不是解放人和开发人。在这种体制下，道德压制能力、能力服从权力、关系大于能力、权力践踏权利。社会发展与人的能力发展是不相协调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思想是相悖的。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思想”：从历史观上看能力，人类历史是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从价值观上看能力，每个人能力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最高价值目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294页)“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讲是人的生产能力发展的历程。我们人类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改造自然以生产我们所想和所需的东西。”([英]乔纳森·沃尔夫著：《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我们认为，当代中国迫切需要但又缺乏的是主要是能力理念。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看出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就是漠视人的创造能力而过于看重人情关系。正如费孝通先生以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差序格局，所描述的人情社会的特征。他说：“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而林语堂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力之强大，认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将会永远存在。即使发生共产主义掌权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人的那些性格特征：宽容、折衷、中庸等古老的传统将会毁掉共产主义，把它改头换面。而共产主义那种社会的、不受制于个人感情影响的、严格的世界观则很难毁掉这个传统，情况一定会是这样”。(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为什么中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依附性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创造性人格不足有关。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依附性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创造性人格不足？其主要原因就是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对人进行控制与约束，而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而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对人进行控制与约束，而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显然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人的控制有关。在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与权力运作体制中，往往是重权力轻能力，重依附轻独立，重控制轻开发。可见“官本位”的价值观容易助长排斥“人力”依赖“天命”的“前定论”、“给定论”和“命定论”，导致民族创新能力不发达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进而导致中国经济、科技的不发达。

把能力本位运用于管理上，就是要求当代中国必须实行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以对人的能力管理为核心内容的“能本管理”。在中国，“能本管理”，是人本管理发展的新阶段。能本管理在具体操作上，就是要实行“能级制”。所谓“能级制”，就是通过在组织内部确立一种科学的、公认的、可行的能力测评的标准体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对组织成员的能力进行客观而合理的评定，给予合理的岗位定位定级，并建立起与行政职务阶梯相匹配的且同等重要的、适当的、有序的、开放的、流动的和有活力的业务(技术)能力阶梯，据此赋予组织成员以不同的责、权、利，从而有利于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各尽其能、各尽其才和各尽其用，调动各自的积极性，有利于组织达到有序并富有活力的一种管理机制和方法。马克思认为，社会实践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关系的丰富，最终应转换和提升为人的能力的提高，能力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能力的增强构成人的本质的丰富。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能力经济，与自然经济不同，它要求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巨大投入，要求人们不断超越已有的观念和成果，不断变革和更新。同时，市场竞争实质上是能力竞争，这意味着有“为”才有“位”，实力影响一切。这要求我们自觉加强能力建设。

所谓“能力建设，就是主体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与手段，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再进一步转化为人才资源从而形成能力人和人力资本的一系列能动活动过程。确立“能力本位”的核心理念、实行“能本管理”，目的在于建构“能力社会”。“能力社会”是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一种社会形态，主要是从价值角度来讲的。能力社会是以能力正确发挥为文化价值导向和制度选择目标模式的社会。要建构能力社会，就要把“能力本位”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文化理念，就要建立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发展观，就要使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按照能力为本的理念来运作和设计，就要进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就要采取能本管理等有效方式和对策。改革也是创新。建构能力社会，实质就是要从人身上寻找改革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方式，就是要充分、有效发挥人的积极作用和独创个性，实现能力主导社会和能力运作社会，逐渐形成一种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最终推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身边的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阻碍人才健康成长的因素。致使有些人不是积极努力去“琢磨事”，而是全身心去“捉摸人”。可见，为了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就必须努力营造一个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和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氛围与环境，这就是用一种机制和价值导向保证那些凭能力干事业、干成事业、干好事业的人才不仅能脱颖而出，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得到尊重和回报。总之，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是一个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能力社会。

(二)文化层面：依附性人格有余主体性人格不足；较注重对人的控制不够注重人的解放

构建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文化的创新。而文化的创新首先在于观念的创新。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阻滞创新的观念。破除这些束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协同作用。“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国家创新战略选择必然要求确立能力本位的新文化价值观。当代中国迫切需要通过个人能力的开发整合凝聚成集体性的能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能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如今，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和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人力资源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战略资源。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通过先进理念引领社会进步而实现其功能的。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就是能力本位。自由是创新能力发挥的最根本条件。能人是向往自由的，因为自由与创新成正比。自由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自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在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下，必然导致人格依附和人对人的控制。社会生活的中庸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例如中国人的中庸思想(中庸而保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敢越雷池一步；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造成奴性人格(唯唯诺诺)，不敢为天下先，重天命，轻人力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在这种心态下，人们容易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缺乏自主创新精神和能力，不愿、不敢甚至不能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占有型人格压制创造型人格。占有欲是导致“官本位”与“金钱本位”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能力本位”的主要阻碍之一。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都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是两种可能性，我们维持自身生存的生物本能强化了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地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地能力，有所作为。在人身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占有倾向，这种力量说到底是来自人想活下去的生物需求；另一种是生存倾向，即以奉献、分享和牺牲为乐，这种意愿则来自人生存的特定条件，特别是因为人有通过与别人结为一体而克服自身的孤立感这种需要。既然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这两种对立的素质，那么，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就要由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观和规范来决定。(参见[美]埃里希?弗罗姆著：关山译，《占有还是生存》，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7、112-113)

文化作为“软实力”恰似一种酶，它对创新不是促进就是束缚。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封建文化对当今我国政治活动深远的消极影响。这是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背景。这里所说的封建文化，主要就是“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自主。文化即人化。正如衣俊卿所言：文化不是与经济、政治、科技、自然活动领域或其他具体对象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对象，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的积淀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主要是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从此意义上，文化并不是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考方法问题，他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层面和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胡适则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把文化定义为“人类活动的样法”。可见，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深层次性决定了它对人的各种活动乃至社会运动的深层次的制约作用。所以，文化也是深藏在实践活动之中的人的活动机理、图式。努力培育个性意识、主体意识、纳税人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

竞争力的源泉是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包含三种形式：发现、发明和革新。创新的特点包括：创新思想产生之初往往只有少数人理解、创新的环境需要宽松、创新成果的应用需要时间、创新的研究竞争激烈需要争分夺秒、创新的风险较大。因此要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鼓励创新，包容失败。而我们的社会通常不宽容失败 (胜者为王败者寇、以成败论英雄而不是以能绩论英雄)。其实，“容忍失败”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创新。硅谷的企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是“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要奖赏敢于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那些因冒风险而失败的人”，以致有人认为，“失败是硅谷的第一优势”。微软的哲学是“最大限度地允许失败”，微软现在的财富是由少数成功的项目带来，其中失败的尝试不计其数。而中国的文化，喜欢对成功者褒奖有加，而对失败者冷嘲热讽。这从一个方面，阻滞了创新风气的流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种适宜创新的观念文化，不仅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极力保护创新的幼苗，为创新之树的成长提供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观念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我们认为，应将“个人的创新精神”从经济领域转移到其他生活领域中去，鼓励创新，既要有创新成功奖励机制，更要有创新失败宽容机制。

(三)制度层面：人治主导下的法治；鞭打快牛的制度和体制

中国人把国家民族的兴衰大多不是寄托在制度上，而是系于所谓的公正勤恳的执政者，于是呼唤清官，渴望明主。也就是说希望清官执掌更大的权力，老百姓依赖清官的公正享受公平的社会福利。“中国圣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限制和禁锢个人的潜在能力，而近代西方则创造和培育了旨在解放这些能力的制度和思想。”事实上，圣人的思想有其社会历史的根子，这个根子深扎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而且这种思想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阻滞创新。严复认为，中西“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一个社会制度合理不合理主要看其能否激励每一个人的创造性，保障每一个人的创造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创新就是制度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势必引起各种利益主体关系的调整。因利益调整的多元化，对制度创新形成阻滞力也就成了发展中的必然。

应从道德与能力统一的视角重新理顺个人与政府的关系。道德主导下的能力思想(德为先，德为首，德为大，追求好人远大于追求能人)。用好行政权力，不要让权力伤害公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政府、作为领导干部，担负着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职责，掌握的权力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滥用公权为自己谋私，或不维护公理正义，反而伤害公正，那权力就会变“质”。然而“权力市场化”正重创社会公正：所谓“权力市场化”，是指在这样一个资本逻辑泛滥的时代，实际也就是“权力金钱化”，即用权力搞钱。“权力市场化”的所有表现形态，都必然导致掌权者获益和百姓利益受损。前者让权力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疯狂的交换和非法的获利，在葬送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也必然丧失了权力的公信力；而后者让既无权，又无钱者，成为“权钱联盟”的剥夺对象，可能被无辜地掠夺去血汗钱，可能下一代失去平等受教育的机会，造成阶级或阶层的再生产。可见，“权力市场化”(有些是权力的私有化--把权力作为私人资本，用权力寻租。)不仅加剧了权力与人民的断裂，让人们对权力普遍怀疑多于信任，而且也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断裂，使社会仇恨滋生蔓延。

公正的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也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公信力既是一种执政信任，又是一种政府权威。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威主要来自于民主、公共性、公正和执政能力。如A·吉登斯所指出的：在当代社会，“无民主即无权威。”(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3页)。还可以接着说，在当代中国，无公正、无执政能力、无公共性和无民主，即无权威。社会公正和权力公正是评判公共权力及其公信度的两个基本准则，这就意味着公共权力要建立执政信任，就需要两个基本方面的支撑：一是公众的认同，一是公正的决策。因而执政信任包括政治信任和能力信任两个方面。政治信任为能力信任的合法性基础，而能力信任则为政治信任提供支撑。要使公众对制度真正产生信赖、服从和遵守，不仅需要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公务人员做到“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和“权为法所规”，还需要克服“能力恐慌”使之具有严格规范且灵活多样的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般而言，中国是集权制(国家--个人)二元结构，而西方是分权制衡的(国家--公民社会--个人)三元结构。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理划界成为必然。国家是公民的领域。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国家里，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权利的持有者。然而，在公民社会的层面上，即在日常经济活动的层面上，就不同了。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竞争和剥削都成为必需。因而，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平等的社会的公民生活和原子化的私有的个人生活。由于“我们没有经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封建主义政治传统大量存在，在政治领域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传统的任务十分繁重，十分艰巨。我们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的确立，不利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相反却很容易泯灭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容易造成人的依附性，奴隶性。”(阮青著：《中国个性解放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363页)

二、解决问题之可能路径

(一)按照“能力本位”理念，改造社会层级结构

“能力本位”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能力本位”主要是反对“官本位”和“金钱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倡导以“能力充分正确发挥”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主要是处理好三种基本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政府自身内部的根本关系。其中，权力(rights)与权利(power)的逻辑关系和现实关系是最本质的。它直接关涉到权力获得的方式、权力获得的根据、权力行使的方式和权力行使的方向四个根本问题。

其一，权力来自于人民，必须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权力的逻辑是打天下，坐江山，民主的逻辑是选出来，举上去。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包括：由选举制代替任命制；由任期制代替终身制；由能力本位代替官本位。当代共产党人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便是对时代精神的理性回应。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增强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责任意识。

其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的主要形态是建基于“符合人性”基础之上的“契约伦理”。与此不同，中国的政治伦理是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感性伦理”。世界历史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新挑战，迫使它由“权力导向”到“功能导向”转变。因为在“权力导向”下，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式结构与只对上负责的管理体制有很多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不相适应的地方。其中，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种考验。前苏联共产党由于没能顺利完成这一转变，把革命党建设的成功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指导建设实践，结果跨了台。这给我们提供了深刻教训。

其三，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合法的。一般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权力的必要性突出表现为对社会公正的维护，权力的价值主要在于对弱者利益的眷顾。因此，任何“权力市场化”都是堕落和腐败，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大恶。因此，如何监督公权力的运用，就是一件大事，在这方面普通百姓是无能为力和力不从心。权力的有效监督与有力制约，自由而独立的媒体，强大且活跃的公民社会，是从权力运行上构建公正与效率机制的关键。

其四，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好了能造福百姓，用不好则会殃民祸国。如果权力不能公正地使用，那么受伤害的就是无权无势的百姓及正义和公正。我国宪法虽然规定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公共权力在具体运用上却需要个别部门和个别人去行使。不管人的待遇在法律中无论多么单纯和平等，歧视却仍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因为任何宪法和法律都不能包括所以的可能性。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对那些有足够的钱的人来讲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但对那些没钱的人来讲生活将是无奈的挣扎。

(二)确立“能力本位”文化理念，培育能力型人格

能力本位还是一种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对当代中国来讲，能力、能力本位、能力建设确实是一个时代性的新课题。能力本位思想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近代以来中国为何落后？西方为何富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而提出来的。如严复一样，我们也是带着全局的观念去观察东方和西方的。面对中国何以落后、西方何以富强这样带有根本性的时代课题从而认为，能力本位是中国最需要同时也是最缺少的。

然而“熟知并非真知”。熟知只是对于眼前事物熟视无睹，未加深思。(见黑格尔著：《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页注①。或参见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序言，第20页)对能力的理解容易停留在日常话语层面，有些人对能力本位的误解大多出在仅仅把能力理解为日常话语，而没有提升到哲学层面，有些人从道德与能力二分的视角看待能力本位，误解、曲解能力本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个人主义。其实，在哲学话语中解读能力问题对当代中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从思维方式来考察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无疑是有意义的举动之一。一般而言，中国人注重方向性思维，西方人注重空间性(功能性)思维。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是线性的，西方的政治文化是立体性的。在中国，宁左勿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方向问题。方法出问题是小问题，方向出问题则是大问题。)西方的公务员队伍是相对中立的，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则是政治性很强的。所以，中国的官场强调政治敏感性，通常要表态，要站好队，要服从长官意志，要对上负责。与此不同，西方的公务员队伍相对注重职业精神，敬业精神，强调做好本职工作。他们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也是相对分离的，在公务之外，西方的公务员可以过很轻松、惬意的私人生活。而中国的公务员大多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即使有也是建立在对公共生活的庇护之下和在民众烘托之上的，因此，中国以权谋私现象相当严重。

政治的主题主要是民主、用权和公共利益问题。“公正为基的能力主义”主要 围绕“权力获得的方式、权力获得的根据、权力行使的方式和权力行使的方向”四个根本问题，确立以下四种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核心理念：公正；能力；公共；民本。这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公正理念涉及的是保证合理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提，能力理念涉及的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根据与政治权力的功能，公共理念涉及的是行使权力的方式与范围，民本理念涉及的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向。这里的政治哲学，在应然层面上，可归结为“公正为基的能力主义”。

(三)按照“能本管理”进行制度安排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因此，体制和制度要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当代我国社会现实最需要的，但又最缺乏的，就是人的能力的充分正确发挥。能本管理的理念是以能力为本。具体来说：(1 )它对文化价值观建设的要求是，现代形态的文化价值观，应建立在能力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要以能力价值观为主导来支撑和统摄其他价值观(如利益、效率、个性、主体性、自由、平等、民主、创新等)；而且当“权位”、“人情”“关系”、“金钱”、“年资”、“门第”、“血统”同“能力”发生冲突时，应让位于能力(一般说来，力量只有在碰撞中才能张显差别)；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人生的一切追求、一切活动首先应围绕如何充分正确发挥人的能力旋转；人要依靠能力来改变环境，依靠能力立足，并实现个人价值，依靠能力来为社会而工作；在对组织和成员的行为表现进行评定和奖惩时，应首先看其能力发挥及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状况。(2 )它对组织和成员之间关系的要求是，组织既倡导每个人要通过充分正确发挥其创造能力，为组织、国家、社会以及人民多做贡献，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也要求组织为每个人能力和充分正确发挥提供相对平等的舞台、机会和条件，还要引导把员工个人的发展目标、岗位技能的提高同组织目标统一起来，使组织和成员形成一个责、权、利统一的命运共同体，且在其中都有一种危机感、责任感、主体感和成就感，从而促进个人和组织共同发展。(3)它对组织的特征、形态和目标的要求是， 努力消除“人情关系”、“权本位”和“钱本位”在组织中的消极影响，积极营造一个“能力型组织”及其运行机制，使组织的制度、体制、管理、运行机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政策等等，都要围绕有利于充分正确发挥每个人的能力来设计、运作；努力消除维持型组织，建造一个创造型组织，逐步实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努力消除经验型组织，将组织改造成一个学习型组织，即从组织结构、形态和制度设计到组织成员的理念、价值观、态度、心理、思维和行为，都应具有强烈的自我组织、自我调整、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使成员具有主动地驾驭组织的目标和任务并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而这些能力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组织对其成员的教育和培训，是成员在组织中能得到“终身学习”和“持续培训”。(4)它对组织成员的要求是，各尽其潜， 各尽其能，各尽其才，各尽其长，各尽其用，通过自觉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能力，通过工作实绩确证自己的能力。

能本管理的制度是其理念的外在表现，也是能本管理中较具实质性的部分。一般来说，主要体现在用工制度、用人(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领导制度四个方面。

1. 能本管理在用工制度上的要求，就是必须尽力打破身份界限、特权门第和人情关系对用工的干扰，凭人的才能进入用工，确立用工问题上的才能观。即不拘一格降人才，根据才能选人才，按照人的特点用人才。

2.能本管理在用人制度上的要求，就是力戒在少数人圈内根据人情关系、领导印象和主观好恶用人、选拔人，主要根据德才兼备和政绩用人，把有能力有业绩的人推到重要的、合适的工作岗位上。

3. 能本管理在分配制度上的要求，就是在工资制度上，实行“按能绩分配”，根据人的学历、能力、岗位贡献分配工资或收入；在岗位安排上，要善于把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安排给那些最具实战能力的人；在奖惩上，实行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的原则，根据贡献大小实行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奖励。

4. 能本管理在领导制度上的要求，就是进入领导班子成员的人，必须是有能绩且是重能绩、凭能绩进入的人；领导班子的结构组成要注重能力互补原则；领导班子成员作为管理主体，必须具有管理的能力，其中包括对组织中的人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对事物和问题的观察、分析、判断、选择、决策和解决；对组织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政策、发展措施的分析、选择、决策和实施，对组织内部人、财、物、信息等复杂要素的综合应对和把握能力；作为管理的组织领导核心，要有能力建立一种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正确发挥的机制，从而使班子领导成员能尽心尽责发挥其能力，使下属能各尽其能，凭能力在组织中立足；对组织中的不同层次的管理者进行相应的能力强化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