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25年以来，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到2005年底，GDP已经达到18.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400美元。2004年底，我们已经有几十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位。”2006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作了第一个特邀报告。

“我国桥梁设计和建设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最近的15年，我们总共修了15万座桥，公路桥、铁路桥，各种立交桥，总长是8300多公里，平均每年修筑1万座桥，这个数量是震惊世界的。”徐匡迪说，在四川宜宾以下2687公里的长江干流上，建造了60座大型桥梁。当年毛泽东主席在畅游长江的时候，曾经豪情满怀吟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当时，大桥主要是苏联设计的。现在，这60多座大型桥梁都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的，施工、材料百分之百都是中国国产的。所以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理由为中国的土木工程、建筑力学、桥梁设计方面的成就而自豪。

“我们忧虑的不是硬件，不是鸟巢式的体育场。”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徐匡迪表示最担心的是空气污染问题。

在徐匡迪所作《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报告中，“环保”和“自主创新”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报告中，徐匡迪用幻灯片展示了这样一组图片：在显示高度为3500米时，湛蓝的天空一望无垠；高度下降到2500米，颜色变得暗淡许多；当离地面500米高度的时候，只有一片阴霾——这就是我们几乎每天在北京看到的天空。

徐匡迪介绍了中国工程院不久前开展的一个城市化课题：从黑龙江爱珲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这条线以东的面积不到全国的40%，但人口却占到接近全国的85%。整个中国的人口主要是住在东部地区，这和自然条件、水土、农田的分布有极大关系。2002年城市人口是5亿、农村是7.8亿，根据发展规划，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增加到8.3亿，农村人口要减少到6.2亿，有3亿农村人口将转移到城市里。

“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就这样可以自动地、非常顺利地发展下去，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呢？”徐匡迪表示，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阶段，经历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欧洲的芬兰、爱尔兰这些后起之秀，它们的经济由于科技、教育的支持，成功转型，由劳动密集型、初级服务型向高科技转移，所以经济就持续发展。

“但是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它们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一直没有增长，原因是满足于做原材料加工，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利润越来越薄、收益越来越少、增值越来越小。”徐匡迪说，这是我们当前要碰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均1000美元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关键的充满挑战的时期。

徐匡迪介绍，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韩国用了8年时间，1998年到3000美元，2002年达到1万美元。而巴西也是1985年达到3000美元，但是到了2002年的时候，却只有2603美元。这其中，既有本身的问题，也有金融上的货币贬值的因素。所以，发展不是数量的扩张，不是简单的延伸，必须要提高含量。

“提高什么呢？答案是科技和教育。”徐匡迪说，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资源是瓶颈，因为中国人均资源比较少，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土地、水、天然气、油、铁矿石等的可贵，但科技和教育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当中的作用，比自然资源更重要。世界银行排出的十大富国资源很少，比如德国和瑞士，资源不到世界资源的平均的1%，什么都要进口，但却很富强；而全球10个最贫困的地区资源占世界10%。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重视科技和教育。

徐匡迪表示，要跨越人均1000美元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从资本投入拉动为主，从吸引外资为主，改变为技术创新为主，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值；从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为主，转向依靠高素质劳动者和科技进步为主。第三个转变，以市场技术为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逐渐形成自己民族的品牌，有自己竞争力的产品。徐匡迪强调，人均1000美元以下靠低廉的成本可以换来，但要发展，科学技术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永久动力。